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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旅文學理論與批評70年:篳路藍縷的守正開拓之路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 | 朱航滿 西元  2019年08月01日23:45

內容提要

綜觀當代軍旅文學史,“前17年”的軍旅文學批評乏善可陳,這是時代的政治背景及諸多原因所造成的,到了20世紀80年代軍旅文學批評曾一度崛起與繁榮,與創作形成兩只同時滾動的輪子,一起構造了軍旅文學創作與批評的蜜月期,但好景不長,到了20世紀90年代,伴隨著文學語境的突變,軍旅文學批評再度式微。新世紀以后,這種態勢沒有根本好轉,但在困境之中出現了一次重建的努力。本文試圖通過對70年來軍旅文學批評的發展脈絡、重要思潮、收獲缺失以及重要軍旅評論家展開論述,論述中對新時期以來的軍旅文學批評有所側重。

關鍵詞

軍旅文學 理論批評 70年

 

與當代軍旅文學創作相比較,軍旅文學批評研究一直處于滯后的狀態,盡管新時期有徐懷中的“兩只輪子”說1,但更像是一種期待,或者借用朱向前的一句評判,軍旅文學批評是“一只失衡的輪子”2。綜觀當代軍旅文學史,“前17年”的軍旅文學批評乏善可陳,這是時代的政治背景及諸多原因所造成的,到了20世紀80 年代軍旅文學批評曾一度崛起與繁榮,與創作形成兩只同時滾動的輪子,一起構造了軍旅文學創作與批評的蜜月期,但好景不長,到了20世紀90年代,伴隨著文學語境的突變,軍旅文學批評再度式微。新世紀以后,這種態勢沒有根本好轉,但在困境之中出現了一次重建的努力。本文試圖通過對70年來軍旅文學批評的發展脈絡、重要思潮、收獲缺失以及重要軍旅評論家展開論述,論述中對新時期以來的軍旅文學批評有所側重。”3

發展脈絡

(一) “前17 年”:理論批評的缺失

1949年新中國成立,新的國家的誕生也就意味著新的理論形態的誕生, 它勢必造成理論批評研究的規范與環境的改變。洪子誠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對于“前17年”的批評環境有過較為細致的清理研究,“在大多數情況下,文學批評并不是一種個性化的或‘科學化’的作品解讀,也不是一種鑒賞活動,而是體現政治意圖的,對文學活動和主張進行‘裁決’的手段。它承擔了保證規范的確立和實施,打擊一切損害、削弱其權威地位的思想、創作和活動的職責。一方面,它用來支持、贊揚那些符合規范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則對不同程度地具有偏離、悖逆傾向的作家作品,提出警告”4。在這種文學批評的文藝標準和政治標準出現嚴重偏差的歷史環境下,我們讀到的軍旅文學理論文章大體有三類,一類是針對文藝作品而寫的短評;另一類是作家的創作談;第三類則是一些火藥味濃重的批評文章,這些文章今天大多已經不堪卒讀,許多都帶有強烈的批判意味,遠遠超越了文藝爭鳴的范疇。

徐懷中在一篇文章中曾對這個時期的軍旅文學評論有過一段總結,“回想20 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60年代初,軍事文學創作有過一片郁郁蔥蔥的好風景。其中經過時間沖洗得以流傳下來的文學作品,相當一部分出自軍隊作家之手,或者曾經是軍人的作家之手。作為軍內外相映成輝的一支軍事文學創作隊伍,我可以隨手拉出一張長長的名單。而那個年代的文學評論和創作狀況相比,則根本不能構成對應關系。那時,軍內立得起來的評論家,真可說是屈指可數,你數到第二、第三個名字,便已經覺得勉強了……”5事實的確如此,當我們重新翻閱這一段歷史,不難發現為數不多的一些評論往往是出自于諸如丁玲、劉白羽、魏巍、王愿堅等作家之手,這與我們部隊文藝工作的歷史也有很大的關系。因為歷史的原因,部隊文藝隊伍的文化素質構成較低,理論素養更為匱乏。與批評隊伍的缺乏一樣嚴重的是理論批評陣地的缺乏,在“前17年”期間,全國僅有《文藝報》《解放軍文藝》和《解放軍報》等少數報刊可供發表軍旅文學批評,軍旅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受到嚴重制約。

(二)20 世紀80 年代:理論批評的崛起與高漲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思想解放大潮在中國的出現。思想的堅冰一旦瓦解則是波濤滾滾的激流,各種文藝思潮頓時成為時代最新的熱點,西方文藝理論思潮的引進也為文藝理論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正如一位理論家在回顧“新時期”文學發展的輝煌歲月時寫下這樣的文字:“20世紀的中國文學之中,‘新時期’曾經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斷代命名。這個名稱剛剛出爐時的光澤和明亮風格,許多人記憶猶新。盡管文學史的分期依據不無歧見,但是,多數人都愿意承認某種意義重大的巨變,出現于1978年前后。這時開始,文學匯入了思想解放的文化氣氛。人們置身于‘新時期文學’之中,親歷種種大大小小的文學事件,參與激烈的爭辯,投入地閱讀一系列成熟或者不成熟的作品。”6批評家不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而是大刀闊斧高歌猛進。軍旅文學批評研究也順應時代思想大潮,開始了自己新的歷史征程。

從1978年開始,一批具有全國影響的軍旅文學作品在全國產生了7,軍旅文學創作上的巨大成功同時也相應地促動了軍旅文學評論的發展。這些優秀的軍旅文學作品促使一些批評家開始關注軍旅文學的研究,并且寫下了為數較多的研究文章,當時活躍全國的評論家幾乎都曾經為軍旅文學作品寫下批評文章,甚至開始出現了一些不乏深入思考的理論文章,諸如關于英雄主義和人性問題等一些熱點的研究。另一個方面,軍旅文學的重新崛起也為軍旅文學批評家的誕生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他們順勢而生,脫穎而出。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一批從高等院校畢業的專業研究人才補充到部隊中來,極大地促進和活躍了軍旅文學的批評與研究。正如徐懷中所指出的:“……軍內一批評論家,大多是全國各著名大學輸送來的。他們受過系統化的良好教育,戴著碩士、博士頭銜走進軍營。其中一部分人,原來就是從部隊考進大學的,他們重返軍隊,即刻就進入了狀態。與此同時,又有相當數量的部隊作家,考進軍內外高等學府深造。今天說來,這或許已經并不值得夸耀,卻也未可等閑視之。作家評論家知識結構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整體素質提高到了一個新的層次,便保證了部隊文學事業進一步走向良性循環。從某種意義上是否也可以說,因此而為造就優秀人才,為推出精品大作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呢?”8看看活躍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軍旅文壇的批評家:韓瑞亭、范詠戈、黃國柱、張西南、王炳根、周政保、陸文虎、張志忠、朱向前、丁臨一、葉鵬等等,就足以證明徐懷中所言不虛。9

1982年,大型軍旅文學刊物《昆侖》雜志誕生,這份雜志致力于發表最具有時代感和探索性的軍旅文學作品,使活躍的青年軍旅作家和批評家找到了一個重要的精神家園。

(三)20 世紀90 年代:理論批評走向式微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文學及文學研究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空間。市場經濟浪潮使得文壇浮躁不堪,以“坐冷板凳”為職業的理論研究在這種大環境下急劇暗淡。剛剛結束的政治風波也使理論研究與探索的空間放置到一個很狹窄的地方。這種由市場經濟與政治意識形態所造成的“雙重夾擊”也使得軍旅文學批評研究出現式微的局面。對此,朱向前有過精彩的論述,他指出這種雙重的夾擊造成了軍旅文學的雙重消解。表層的消解是經濟的窘迫消解掉了20世紀80年代那種耗資甚巨的集體運作方式,呈現出孤掌難鳴或捉襟見肘的窘迫;深層的消解是軍旅文學作為一種有著特定內涵的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淡化,相比20世紀80年代文學主潮常常與主流意識形態暗合與聯姻,軍旅文學總能占有優勢,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伴隨著意識形態語境迅速向商業化語境的轉換,軍旅文學原有的莊嚴與神圣面臨被銷蝕和掏空的危險。10這種由于雙重夾擊所造成的雙重消解使得軍旅文學的創作與批評研究遇到了新的嚴峻挑戰。

首先是20世紀80年代所形成的批評隊伍開始出現分流,一部分人員逐漸成為領導者,一部分人員轉業到地方或者因為年齡等原因逐漸淡出了批評界;他們要么很少顧及軍旅文學批評,要么視角已經開始投向其他的領域。最關鍵的是新的批評隊伍沒有及時跟上,造成了評論隊伍的青黃不接,活躍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青年評論家只有張鷹等寥寥幾人。這種局面的造成正如朱向前當時所指出的,“軍旅批評家隊伍的青黃不接,成名者或改行或知識老化,后來者又幾乎不見蹤影,而從20 世紀80年代跨越至今的活躍者也不過周政保、張志忠等三五人而已。與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逐漸回升的軍旅文學創作勢頭形成了新的反差和更嚴重的失衡”11。如果仔細研究這個批評家的名單,會發現遠比朱向前說的更加糟糕,曾經活躍在20世紀80年代的批評家隊伍已經風流云散,僅有朱向前、張志忠、周政保等人還在堅守,但到了1990年代末期,作為一支隊伍已基本流失了。

20世紀90年代后,曾經以較大篇幅刊登理論批評文章的《昆侖》雜志逐漸縮減了版面,1997年《昆侖》雜志停刊,一個可供發表理論批評的重鎮消失了,這對于軍旅文學批評也是一個莫大的損失。《昆侖》雜志的停刊是一個現象,一些地方理論批評報刊諸如《作家報》《當代文藝思潮》《批評家》等也相繼停刊,這對于萎縮中的軍旅文學批評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

(四)新世紀:在困境中重建

新世紀以來,盡管中國政治文化語境錯綜復雜,存在諸多風險因素,我們仍然可以從極為嚴峻的形勢中,發現其中孕育著一股新的潛在力量。一方面,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迅速提升,民眾的國家歸屬感、認同感空前強大,國家意識形態保持相當的號召力。另一方面,隨著大眾文化/ 消費文化與國家意識形態之間關系的調整,自身形態在不斷發生變化。中國政治文化語境一方面更加包容多樣,另一方面作為一種反撥,呼喚國家認同、呼喚崇高精神的聲音漸成民眾的心聲。這些積極的因素給軍旅文學批評研究重新認識自身,旗幟鮮明地弘揚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傳統,重構崇高、雄健的美學范式,提供了一次難得的歷史機遇。

中國當代軍旅文學從哪里來?往何處去?這是軍旅文學批評研究者們普遍焦慮的問題。軍旅文學批評研究遭遇了不斷邊緣化的深層困境,出現了前進方向困惑、人才隊伍流失、自律自覺淡化、理論工具迷失等諸多問題。雖然前行的步履極為艱難,形勢不容樂觀,但通過細致的觀察,可以發現軍旅文學批評研究的內部孕育著一次新生,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一次理論的轉型與重建。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軍旅文學批評研究者們還在“對抗消解”中苦斗,字里行間不覺透露出激憤、迷惘、悲情,那么,進入新世紀以后,軍旅文學批評研究的理論姿態逐漸走出這種狀態,從態度到理論都重新加以調整,在中國當代政治文化語境中有了明確的立場,開始旗幟鮮明地弘揚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大膽地對崇高之美、雄健之美進行新的探索,體現了嶄新的風貌。其中涉及了軍旅文學在當時中國政治文化語境中存在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諸如,軍旅文學該如何看待自身與國家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如何調適與強勢崛起的大眾文化/消費文化的關系;如何重建英雄主義;如何把握國家與軍隊建設所處真實歷史境遇。我們可以看到,軍旅文學批評研究經過了一段時間開放式的調整,甚至可以說是一個砸碎重建的過程。除了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一批軍旅文學批評研究者在軍旅文學理論重建中取得了創新性成果之外,幾個生于20世紀80年代初的年輕人,他們的身上較少歷史重負,能夠輕裝前行,反而顯得更加令人注目。朱向前、傅逸塵師生共同完成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理想主義:軍旅文學的宏大交響》一文,可算是一篇代表新世紀軍旅文學批評研究新的理論姿態的宣言。

2

批評與研究的熱點

(一) 對于英雄人物塑造問題的跟蹤研究

英雄主義是新中國70年軍旅文學創作中的基本母題,因而如何塑造英雄人物和表現英雄人物始終是軍旅文學創作者和評論者所面臨的一個關鍵性問題。對于英雄主義主題的熱衷,一方面是因為現實生活的感召,一方面則離不開文藝理論工作者的引導與鼓動,這在建國初期表現十分明顯。陳荒煤在1951年發表《創造偉大的人民解放軍的英雄典型》(《解放軍文藝》1951年第1期),針對文學創作中光反映從落后到先進的轉變過程,對于新的英雄典型塑造不夠的問題進行分析與呼吁。胡耀邦在1952年發表《表現新英雄人物是我們的創作方向》(《解放軍文藝》1952年第2期),強調作家要創作出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不斷涌現出來的新英雄人物,同時還指出這樣的作品應組織力量集中完成。劉白羽、魏巍等人也曾就如何寫落后到轉變以及暴露與歌頌,寫英雄人物的缺點等問題論述過相同的觀點。

“前17年”對于英雄主義人物以及主題的創作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進入高潮,1963年《解放軍文藝》舉辦“四好連隊、五好戰士、新人新事”征文可以說是對于英雄主義題材在行動上的一次集體深化。艾克思的《為革命英雄唱贊歌——喜讀“四好連隊、五好戰士、新人新事”征文》(《文藝報》1964年第8—9期)對征文中的作品給予了積極熱烈的評價,但文章重點是強調文藝作品的政治意識首先要明確,反映出部隊英雄人物的閃光的精神亮點,為部隊和社會主義建設“立標兵、樹榜樣”。

在新時期的軍旅文學創作中則逐漸擺脫了上述種種的不足,英雄人物的塑造體現出新的時代氣息。王春元在《關于寫英雄人物理論問題的探討》(《文學評論》1979年第5期),繆俊杰在《努力塑造當代軍人的英雄典型——淺談軍事題材文學 中描寫社會主義新人問題》(《昆侖》1982年第4期)中都曾指出,表現英雄主義人物應塑造出當代軍人的獨特個性與鮮明性格,同時要處理好表現“英雄人物”與普通人之間的關系,即反對將兩者割裂和對立起來以及可以使用多種藝術手法去探索英雄人物的塑造問題;王炳根在《新時期軍事文學英雄人物初探》(《昆侖》1984年第3期)中針對新時期軍旅文學創作中所涌現出的一批性格鮮明的英雄人物形象,指出軍事文學在對英雄的觀念、價值、內涵、氣質和精神世界諸方面所進行的有益的探索,如英雄人物同樣具有普通人的情感,但又有一種強烈的克己精神;他們的奮斗道路艱辛沉重,卻在其中獲取升華;他們內心世界豐富,卻在復雜豐富中尋求統一與完整。

(二)對人性問題的集中研究

20世紀80年代隨著對“文革”期間人的生存問題的反思與批判,社會上出現了討論“人道主義和異化”的思潮(1980—1984年)。劉再復將這一思潮歸納為新時期文學的主潮之一,他在文章中寫道,“新時期文學的感人之處,就在于它以空前的熱忱,呼吁人性、人情和人道主義,呼喚著人的尊嚴與價值”12 。在軍旅題材的創作中也出現了大量關于人性問題的小說,這也同時引起了批評家的關注。可以說,這種思潮的出現是因為理論帶動創作,創作同時又促進了批評研究的掘進,這是一個互生的理論生態。理論家們紛紛重申文學的基本理念就是“文學也是人學”,軍人首先也是人,軍旅文學就必須要描寫軍人作為人的人性美與人情美,抒寫軍人作為人的覺醒與解放,這是對“文革”中軍人高大全形象缺乏人自身意識的反撥,使軍旅作品獲取了一種自由、平等的思想,尊重人的個性、潛能與價值。

顧驤的《軍事題材文學的人性描寫》(《文匯報》1983年5月31日)早關注到軍旅文學創作中的人性描寫問題,指出小說創作要真實地再現符合生活真實的人性、人情,塑造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思忖的《軍人的美與美的軍事文學》(《文學評論》1983年第4期)從審美的角度認為,要表現軍人的美與美的軍事文學就必須著力去刻畫軍人作為人的性格中的人性之美;管衛中的《軍事文學中的人道主義—換一種眼光看新時期軍事文學的發展及其意義》(《當代文藝思潮》1987年第1期)全面分析和探究了軍事文學中關于人道主義問題的研究,指出我國軍旅文學發展由愛國主義到英雄主義再到人道主義的一個發展趨向,認為當人道主義與英雄主義交相輝映、相得益彰時才具有真正的美學風格;丁臨一的《“軍人是人”:一個永恒的創作命題—關于新時期軍事文學發展走向的思考》(《當代作家評論》1987年第4期)呼吁軍旅文學創作要不斷深化“軍人是人” 的理念,自覺地將作為“人”的軍人性格和靈魂予以解放和覺醒。

在這一研究領域,陸文虎、周政保、張鷹等批評家也有過論述。陸文虎在分析作家徐懷中、石言等作家的作品時發現他們取得成功的一個相同的原因就是反映人性之中的美麗,他還指出人道主義與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一起構成了軍旅文學寫作的主題;張鷹在《世紀之交的軍事文學的歷史進路》(《昆侖》1997年第1期)分析20世紀90年代小說創作的收獲與成就,指出軍旅文學創作中所存在的對于生活缺乏宏觀的把握與理性的審視,“對人及人性的理性審視與觀照仍然被不自覺地漠視了”,因而作為軍旅文學的創作的歷史任務就是對人性在更深層次上的挖掘;周政保則分析了小說創作中在生死絕境中對于人性的審視以及所展現出來的扭曲或者高潔。

(三)“兩類作家”論及“農家軍歌”論的提出與爭鳴

朱向前最早發現了軍旅作家中一個醒目但長期不被注意的現象,即在新時期軍旅文壇上活躍著兩類青年作家,一類出身于軍人家庭,如朱蘇進、劉亞洲、喬良、海波、錢鋼、簡嘉等;一類出身于農民家庭,如李存葆、莫言、宋學武、唐棟、雷鐸、周大新、朱秀海、陳道闊等。根據這個軍旅文壇現象,朱向前寫成了論文《尋找“合點”:新時期兩類青年軍旅作家的互參觀照》(《文學評論》1988年第1期)。在文章中,朱向前發現兩類作家在自我優勢的前提下都存在著自身的局限,他敏銳地指出,“由于過分地強化軍人意識,或忽略民族心理素質的溶滲,由于過分地凸現出當代意識,或不善于以歷史眼光來觀照當代軍人,就容易使得軍人家庭青年軍旅作家給他們所鐘情的‘職業軍人’頭上戴上虛幻的理想化光圈。再加上欠節制地借鑒外國軍事文學,又漸次滋生了某種‘洋化’傾向,而把某些表層次的現代生活方式、外部特征當作傳統心理嬗變或觀念更新來大加吹漲”。他還認為“與之相反的是,農民青年軍旅作家們還缺乏用當代意識觀照歷史,缺乏一種與現階段民族進取風格相一致的軍旅生活觀念審視農民軍人的自覺性”13 。根據這一特性,他指出軍旅文學的發展前景應該是這兩類青年作家尋找合點,即尋找軍人與農人的合點,尋找軍營文化與鄉村文化的合點。可以說,這篇論文敏銳地從分析現象入手,在歸納兩類青年軍旅作家的特點與缺失的同時建設性地為軍旅文學未來的發展尋找新的出口。

20世紀90年代初,朱向前在《艱難行進中的“農家軍歌”—陳懷國的小說成長暨意義》(《解放軍文藝》1991年第1期)一文中最早提出了“農家軍歌”的理論命題,開始為人們所關注。依據這一思路,朱向前于1994年發表了《鄉土中國與農民軍人》(《文學評論》1994年第5期),該文堪稱朱氏“農家軍歌”理論的進一步深化與完善,它在分析了李存葆、莫言等人的創作之后指出了“農民軍人”形象演變的三個階段以及局限性,呼吁軍旅作家和評論家們“必須大力加強對‘農民軍人’這一文學主題的深度創作與研究,加強對鄉土中國與農民軍人這一復雜關系的辯證把握與理解”。循著這個論點,朱向前又先后對眾多農家出身的軍旅作家進行了作家本體研究,如《農民軍人與農家軍歌—一個軍旅小說主題的發展與變奏》(《文藝報》1998年8月30日)等。

針對朱向前的這一觀點,文壇上產生了一些爭鳴和交鋒。吳然在1995年發表《選擇中的“農家軍歌”及其面臨的挑戰—對軍事文學創作的一種現象的思考》(《昆侖》1995年第5期)一文中對于“農家軍歌”這一現象進行了反思,指出這種創作現象中所存在的缺陷與不足,諸如“主人公失落意識之于作品陽剛之氣實現的障礙”“狹隘的自我意識之于作品的大氣風范實現的障礙”等。《文藝報》在1998年發表賀紹俊的質疑文章《“農家軍歌”依然是軍歌》,1999年5月18日曾辟專欄發表廖建斌、鄭穎、蔣泥等人的文章進行爭論。1999年第5期的《西南軍事文學》發表張志忠的爭鳴文章《軍事文學視野與“農家軍歌”問題》,指出文學評論的倡導導致大量反映農民自私狹隘作品的出現。《文藝報》于2001年又發表張偉科、張樂林的《我不能茍同“農家軍歌”的說法》,將這一爭論引向高潮。

(四)對重要軍旅作家的跟蹤式研究

批評研究與文學創作是密不可分的,優秀的文學作品往往帶動著文學評論,在中國軍旅文學評論的大環境下,我們不難發現對一些影響較大的作家和作品形成了研究熱點,產生了跟蹤熱潮,主要有魏巍、劉白羽、李瑛、王愿堅、徐懷中、黎汝清、李存葆、朱蘇進、莫言、周濤等。魏巍作為老一輩的作家,早期以戰地散文和報告文學著稱,主要評論有丁玲的《讀魏巍的朝鮮通訊》(《文藝報》4卷3期)、吉悌的《戰斗熱情最可貴——漫談魏巍同志的抗美援朝時期的散文》(《文藝報》1959年第11期)、蔡葵《重讀〈誰是最可愛的人〉》(《文學知識》1959年第7期)、冰心的《〈依依惜別的深情〉讀后》(《語文學習》1960年第3期),等等;20世紀70年代后,魏巍又創作出了具有史詩性的小說《東方》《地球的紅飄帶》等,對于魏巍小說創作的評論與研究先后有丁玲的《我讀〈東方〉——給一個文學青年的信》(《文藝報》1979年第7 期)、張炯的《英雄的人民與人民英雄的壯麗頌歌——讀長篇小說〈東方〉》(《當代文學研究叢刊》1982年第三期)。

王愿堅是我軍最重要的短篇小說作家,對于王愿堅的批評研究也是軍旅文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產生了許多比較有影響的批評文章,諸如葉圣陶的《〈普通的勞動者〉是一篇很好的小說》(《人民文學》1958年第11期)等。朱向前在《中國軍旅小說:1949—1994》(《當代作家評論》1996年第4期)一文中對王愿堅的小說創作進行了專論,對其藝術特征進行了總結,“它們一般都主題單純、明朗而集中,常常是擷取一個典型的生活片段、場景或細節,飽含激情而又凝練簡約地勾畫出人物性格的最閃光之處,‘都不著力寫人物性格的形成和發展過程,而是捕捉性格發出耀眼光輝的那一剎那,英雄人物完成自己性格的那一瞬間’。結構精巧,篇幅精悍,文字精練,意境精美,是它們的藝術特色,說明作家已頗得短篇藝術之個中三昧”。

劉白羽在小說、散文和報告文學領域都有重要作品并且都獲得了評論家的關注。陳涌的《劉白羽近年的小說》(《人民文學》1950年第1卷第4期)系對劉白羽在解放戰爭中創作的《戰火紛飛》《火光在前》等小說集的評論,指出其塑造新人物形象的教育意義和鼓舞作用,但同時還指出其存在概念化、單一化以及違背現實等諸多缺憾,以及在語言中存在“歐化”的瑕疵。韓瑞亭的《華彩流溢的心靈詠嘆》(《文藝評論》1995年第5期)系對劉白羽的長篇散文《心靈的詠嘆》的評論,指出其散文中帶有自傳的色彩,在藝術上吸納了新聞特寫和政論等文體的特征。

對李瑛軍旅詩歌的評論具有代表性的有張光年的《李瑛的詩》(《文藝報》1963年第3期),該文系李瑛的詩歌《紅柳集》的序言,指出李瑛詩歌“細致而不流于纖巧”和“善于挑選獨具特色的語言,來描繪、渲染各種不同的景致和形態”等藝術特征。朱向前在《中國軍旅詩:1949—1994》(《解放軍文藝》1996年第2期)一文中對李瑛的軍旅詩歌進行了專論并總結出“李瑛模式”,即“奇巧的構思、清新的想象、優雅的語言;四節至六節不等,每節四行,大致整齊押韻的道白調性;經由具象的描述與鋪墊,最后進入哲理升華或情感爆發的思維邏輯。幾方面特點的綜合,大體就構成了所謂的‘李瑛模式’”,這可算對李瑛軍旅詩歌特點的總結之論。

徐懷中成名于20世紀50年代,以發表長篇小說《我們播種愛情》而確立在文壇的地位,不久因為發表電影劇本《無情的情人》受到批判。新時期,他又發表《西線軼事》,使得軍旅文學創作風向為之一變。對于徐懷中的研究與評論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經開始,老作家葉圣陶在20世紀60年代初就曾發表《讀〈我們播種愛情〉》,給予熱情的鼓勵和積極的肯定。到了20世紀80年代,先后有雷達、陳駿濤、范詠戈、陸文虎等軍地著名批評家發表專論。雷達的《徐懷中風格論》(《解放軍文藝》1985年第2期)是一篇全面的作家論,指出作家在小說創作中忠于現實化的心靈,忠于植根于生活的激情和敢于“越位”的叛逆與冒險精神,也分析了作家在藝術探索上的變化以及所面臨的挑戰。

黎汝清擅長革命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的創作且成績斐然。葉鵬的《歷史的紀實與悲劇的再現》(《文學評論》1992年第6期)選擇了黎汝清具有代表性的長篇小說《皖南事變》《湘江之戰》《碧血黃沙》三部作品進行論述,指出了小說中的悲劇意蘊,分析了歷史悲劇、社會悲劇與人物性格悲劇之間的內在聯系,同時也指出作品中所存在的“失衡的矛盾現象”。

1982年第2期的《十月》雜志刊發了李存葆的中篇小說《高山下的花環》,隨即引起了轟動,各種不同聲音的贊揚與爭議也相伴而生。最早給予積極肯定的是馮牧發表于《十月》雜志1982年第6期的《最瑰麗的和最寶貴的—讀中篇小說〈高山下的花環〉》,之后,1983年3月著名作家丁玲在《紅旗》雜志發表了《我讀〈高山下的花環〉》,閻綱在1983年第8期的《鴨綠江》發表了《軍事文學與〈高山下的花環〉》等,一時間對于這部小說的評論幾乎是鋪天蓋地;隨后李存葆又接連發表了小說和報告文學,均取得巨大成功。這一時期,軍旅批評家才逐漸浮出水面,先后有張志忠的評論《花環與墳塋前的美學思考—論李存葆筆底的英雄悲劇》(《當代作家評論》1985 年第4期)等。

莫言因1985年在《中國作家》發表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以及隨后的紅高粱系列一炮而紅,此時的莫言還是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的學員。最早對莫言小說進行評論的是他的同學朱向前,因近水樓臺之便,朱向前快速及時地在《解放軍報》《人民日報》等報刊發表了《〈紅高粱〉穿透歷史的悠長召喚》(《解放軍報》1986年4月18日)、《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郵票》(《人民日報》1986年12月8日)、《莫言論—在傳統堤岸與現代潮流之間構筑自己的世界》(《當代作家評論》1986年第4期)、《天馬行空—莫言小說藝術點評》(《小說評論》1986 年第2 期)等系列文章。張志忠幾乎同時對莫言的小說進行了關注,連續發表評論,后來又寫成專著《莫言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地方著名批評家的評論,代表性的有雷達的《歷史的靈魂與靈魂的歷史—論紅高粱系列小說的藝術特性》(《昆侖》1987年1月)、季紅真的《憂郁的土地,不屈的靈魂——莫言散論之一》(《文學評論》1987年6月)等。

對于朱蘇進的研究與評論在20世紀80年代與20世紀90年代都是軍旅批評研究與追蹤的熱點。1990年第1期《當代作家評論》專門開辟“朱蘇進批評小輯”,發表三位批評家的文章《軍事以外的文學的世界》《非戰爭經驗的敘事》《戰爭之外》。朱向前批評小說《炮群》的文章《半部杰作的詠嘆》(《當代作家評論》1992年第2期)指出小說前半部氣勢浩大而到后半部筆力衰減造成小說結構框架的嚴重傾斜,同時還指出作家作為一名體驗型作家而造成人物性格塑造上的單一化。而朱向前的近4萬字長文《新軍旅文壇“三劍客”》則對朱蘇進進行作家本體研究以及與莫言、周濤兩位軍旅作家進行交叉平行比較。有見地的評論還有王彬彬的《醉與笑——朱蘇進論》(《文藝爭鳴》1993年第6期)、柳建偉的《孤獨玄想創作道路的終結》(《當代作家評論》1997年第4期)等。除了朱向前的《新軍旅作家“ 三劍客”—莫言、周濤、朱蘇進比較論綱》(《解放軍文藝》1993年第9期),對于周濤評論的代表作還有周政保的《超越具象—論周濤的詩歌藝術》(《昆侖》1985年第4期)、黃國柱的《接近周濤》(《文學評論》1995年第1 期)等。另外朱蘇進對于周濤的評論《自然之子的癡笑》(《解放軍文藝》1991第1期)為周濤個人所愛,曾作為其文集的序言。

對于軍旅作家評論比較集中的還有周大新、朱秀海、徐貴祥、喬良、黃國榮、柳建偉、石鐘山等,在此不一一贅述。

(五)對新世紀以來熱點現象以及“新生代”軍旅作家的關注

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文化政治語境的變遷,以及軍旅文學“第四次浪潮”的興起,軍旅文學呈現了一個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大不相同的面貌,這給軍旅文學的批評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和焦慮。軍旅文學的批評研究也正是在一次次的介入過程中,逐漸完成了自身的轉變。

一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思考軍旅文學的核心價值。愛國主義、英雄主義一直是軍旅文學的核心價值,是我國軍旅文學現代性的一直沒有改變的價值追求。但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大眾文化/ 消費文化的興起,隨著市場的力量越來越介入軍旅文學發展的大形勢下,批評研究如何適應新的形勢,又始終堅持原有的核心價值呢?在這方面,軍旅評論家做出大量的努力。世紀之交,朱向前撰文14進行了“軍事文學”與“軍旅文學”之辨,通過分析軍旅文學發展的三個歷史階段,說明了“軍旅文學”這一命名的積極意義,實際上開啟了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對軍旅文學的獨特價值進行重新的思考。在這個方向上,新世紀以來誕生了許多富有創新性的成果。例如,關于“軍事文學”與“軍旅文學”內涵與外延之辨15、對“中國戰爭美學的文化歷史探究”16 、關于“軍事文學的理論命題及其美學品格”的歸納總結17、關于“軍旅文學的本土觀念和氣質”的思考18、關于“軍旅女性寫作”的梳理、關于“重建英雄敘事”的理論建設19、關于“英雄形象”重構問題的思考20等。盡管一些軍旅文學批評研究者仍在使用“軍事題材文學”“軍事文學”等概念,但其內涵與外延較之20世紀八九十年代,已經有了相當的不同。對于這一過程,我們將其看作是在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歷史境遇下,軍旅文學批評研究在當下政治文化語境中,重新尋找自身位置,重新詮釋“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等時代內容,重新回答“我們是誰?從哪里來?向哪里去?”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并探索新的歷史條件下軍旅文學美學特殊規律,已獲得的突破方向的努力。

二是對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價值的闡釋。隨著相當數量軍旅題材影視劇引起社會反響,軍旅作家在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國家級大獎中榮獲桂冠,以及“新生代”軍旅作家的嶄露頭角,相應的軍旅文學批評研究也步步跟進,及時地挖掘了他們的價值,給予了文學史評估。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對《亮劍》(電視劇及長篇小說)、《士兵突擊》(電視劇)、《集結號》(電影)、《歷史的天空》(電視劇及長篇小說)、《激情燃燒的歲月》(電視劇)的集中推介及評價,對麥家系列作品、徐貴祥系列作品、柳建偉的《英雄時代》、王樹增系列作品、裘山山小說散文,李存葆、周濤、朱增泉、李松濤詩歌散文的推介及評價,以及賀紹俊對青年作家王甜作品,傅逸塵對青年作家王凱作品的推介及評價等等。如果從《南方文壇》《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等一線文學研究期刊相關文章的數量和質量來看,麥家系列作品的研究力度較大。軍旅文學研究論文數量相對集中、質量相對較高的期刊則為《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

三是對軍旅文學發展趨勢的批評反思。這一類批評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軍旅文學當中某一核心價值的嬗變進行梳理,從發展變化之中發現問題,總結規律;二是對軍旅文學發展過程,尤其是當下發展之中存在的重要問題進行批評性反思。前者主要有對“英雄主義寫作”(唐韻)、理想主義(傅逸塵)、英雄形象(周徐)、“父性文化”及其秩序(胡玉偉)、敘事倫理(傅逸塵)等等的梳理,后者主要有對題材與價值取向的失衡(朱向前)、世紀初長篇小說創作窘境(周政保)、審美精神的缺失(張鷹)、世俗化傾向(傅逸塵、彭麗萍)、文學性缺失(李美皆)等問題的反思。朱向前(后又有傅逸塵、徐藝嘉加入)于新世紀十年初期開展的年度軍旅文學綜合敘評,以及總政藝術局于新世紀十年末期主持的年度軍旅文學分題材敘評,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和較大的影響力。

新世紀以來,李亞、王凱、西元、盧一萍、裴指海、朱旻鳶、王甜、王棵、李駿、曾劍、曾晧、王龍、董夏青青、王昆等一批生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軍旅文學作家開始嶄露頭角。他們的創作與上一輩軍旅文學作家相比呈現出不少新質,也孕育著軍旅文學發展的新可能。這是時代使然,也是軍旅文學發展的必然。如何去看待這一批“新生代”軍旅作家的創作,并且使之走向軍旅文學發展的大道,甚至是開一時風氣之先,是理論批評面臨的重大課題。傅逸塵于2010年在《解放軍報》刊文,首倡對“70后”“80后”軍旅作家作整體研究。徐藝嘉以碩士論文為基礎,于2012年發表《新世紀文學語境中的審美“新質”》21,較為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新生代”軍旅作家的創作肌理。之后,“新生代”軍旅作家得到了較多的關注。朱向前主編的《新世紀軍旅文學概觀》,第一次對這批軍旅文學作家進行了代際研究與介紹。

3

收獲與缺失

檢閱70年來軍旅文學發展的軌跡,我們在種種的興奮或遺憾中平靜下來,發現軍旅文學理論研究收獲了許多積極與建設性的成果。

第一是形成對軍旅文學及時跟蹤研究與推介的局面。批評研究與文學創作是密不可分的,優秀的文學作品往往帶動著文學評論,在中國軍旅文學評論的大環境下,我們不難發現對于一些影響較大的作家和作品出現了研究的熱點,產生了跟蹤式研究的熱潮,許多作家的作品一旦問世就會形成較大的反響。由于及時的研究評論,使得新時期軍旅文學創作與批評形成了互相促進的良好局面。如朱向前提出的“兩類作家”論以及“農家軍歌”論對于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對于長篇小說《炮群》的批評《半部杰作的詠嘆》也是對作家創作缺失的指認。另一方面,批評家對于軍旅文學的熱情關注與評論,使得一些青年軍旅作家的作品能夠及時得到關注和重視,一些有潛質的作家迅速脫穎而出,很快在文壇甚至在社會上產生影響。

第二是總結和歸納出軍旅文學研究的理論成果。新時期以來,軍旅文學有了新的局面,特別是在軍旅文學的研究與批評方面,甚至有一部分還是非常具有學術價值的理論成果,這些理論成果的出版極大地促進了軍旅文學研究的深化,先后形成了對于軍旅文學創作中的“英雄人物塑造問題”“人性問題”作家本體研究以及“農家軍歌”、愛國主義、戰爭文學等集中研究的熱點,對于新時期軍旅文學的發展與深化很有建設性的意義。在此基礎上,先后出版的主要史論專著有《中國革命軍事文學史略》(陳遼、方全林)、《新時期的軍事文學》(范詠戈)、《沖浪,在軍事文學的海面上》(蔡桂林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軍旅文學史論》(朱向前著,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等。與此同時,朱向前還先后應邀參與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編的《中華文學通史·當代卷》(華藝出版社1998年版)、《新中國文學五十年》(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書的撰寫工作,承擔軍旅文學部分,使當代軍旅文學的研究開始被當代中國文學史界所接納。

第三是初步建立和規范了軍旅文學批評與研究體系。軍旅文學研究作為一個學科開始初見雛形,這是軍旅文學研究一個非常大的收獲。由一些具有遠見的評論家和學者的推動,軍旅文學研究由原先的零敲碎打到現在初見學科體系,并且已經收獲了一系列的成果,如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主持完成的“新中國軍旅文藝大系”即以前所未有的龐大規模對整個70年以來的軍旅文學進行了一次系統的整理與遴選;另外還有諸如對于70年來軍旅文學各種體裁的研究已經成為當代文學研究的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解放軍藝術學院作為全軍乃至全國唯一一所進行研究和培養軍旅文學創作和研究人才的院校,培養出一批軍旅文學研究的專門人才,并且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從時間上講,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軍旅文學到20世紀末,已經有了半個世紀的歷史,具備了回顧總結的歷史跨度。另外,在新世紀以來的政治文化語境下,使得軍旅批評與研究者們能夠更加公正、歷史、客觀地看待新中國成立以來軍旅文學的發展歷史,也有利于誕生高質量的軍旅文學史專著。新世紀以來,誕生了若干部軍旅文學史著作。朱向前主編的《中國軍旅文學五十年—1949—1999》《新世紀軍旅文學概觀》用力最勤、規模最大、立論最深、影響最廣,前者榮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獎并入選“國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庫”,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軍旅文學史專著。其他富有創見性的軍旅文學史著作(或具有相當歷史跨度的專項研究著作)包括:《反思中國當代軍事小說》22《軍旅小說50年》23《英雄在途:祛魅·消解·重構—新時期以來軍旅小說英雄形象嬗變論》24《中國當代軍旅詩歌論》25《戰爭本體的藝術轉化—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戰爭小說創作論》26《繼承·突破·超越—20世紀80、90年代軍旅小說論》27《英雄話語的涅槃:21世紀初年軍旅長篇小說創作論》28等。

相比軍旅文學所取得的成就與收獲,我們發現在這塊還沒有被完全開墾的領域里,也有許多不如人意的地方。

第一是缺乏形而上的思想探究與理論建構。在軍旅文學批評研究中對于作家或者作品甚至是文學現象的研究,感悟式或鑒賞式的研究多,深入的思想探討與理論建構式的文章少。由于沒有上升到哲學的層面,批評也就多止于批評,無法在更深層次為理論研究發掘出新的領域和成果;沒有形成形而上的歸納與總結就難以對整個軍旅文學研究與創作進行宏觀把握與前瞻指導。

第二是理論批評研究方法單一。軍旅文學理論批評研究大多屬于傳統的社會歷史和審美批評,而對于20世紀以來新的各種理論批評方法的借鏡運用則很少。相對單一的批評方法妨礙了在軍旅文學批評中形成百花齊放的局面,也使軍旅文學研究缺少了更多的參照。

第三是囿于東西方文化傳統、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的迥異,導致當代軍旅文學研究難以納入世界戰爭文學的廣闊視野和背景中進行比較分析與深度反思。

第四是批評和研究對象過于集中。多數評論家的關注目光都投向了軍旅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而對于散文、詩歌或者報告文學等其他體裁則熟視無睹甚至視而不見,有些幾乎呈現為空白狀態。因此,各種文學體裁的批評研究不平衡也成為軍旅文學理論批評的一個缺憾。

【本文將收錄于《中國軍旅文學史(1949-2019)》一書,該書將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注釋:

1 5 8 徐懷中:《〈軍旅文學史論〉序》,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頁。

2 11 朱向前:《一支失衡的“輪子”——當代軍旅文學理論批評檢討》,《初心與正覺》,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67—69,67、69頁。

3 研究50年的軍旅文學理論批評,需要指出一個不容忽視的客觀原因,由于軍旅文學具有一定的封閉性以及各種非文學因素,因而這個領域在地方批評家的研究視野里較為貧乏,而軍旅文學批評又沒有專業的隊伍和陣地,因而又使得軍旅文學理論批評顯示出后天失調的特征。我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格局大體有這樣一個系統,一是全國的各類文科高校中文系都設有當代文學教研室,培養的在讀學生也是不可小視的生力軍,二是從中央到地方的社會科學院也均設有專門的文學理論研究所,三是當代文學理論研究的報刊也有相當數量的編輯人員,他們也都是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專業人員。與之相比較,軍旅文學理論批評從來就沒有專門的機構和人員,僅有的一些活躍的批評家也都是寥寥可數的文藝工作的管理者、高校教師或報刊的編輯等,他們都是業余時間從事軍旅文學的研究與批評。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就是當代文學的批評與研究很少將軍旅文學納入視野,常使得軍旅文學研究處于一種被忽略的境地,這與軍旅文學作為當代文學的一個重鎮以及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不成正比,這些都應該引起理論工作者的注意和重視。

4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頁。

6 南帆:《雙重的消解——對八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的一種描述》,《文學評論》1998年第5期。

7 從1978—1984 年全國中短篇小說評獎活動中可以看出軍旅文學創作的成就,僅1978年至1979年兩屆短篇小說評獎中就有六篇軍事題材作品榜上有名。20世紀80年代初期,徐懷中、李存葆、宋學武、錢鋼、朱春雨等人的作品先后獲得各類全國大獎并在社會上引起較大的反響。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批軍旅文學新人嶄露頭角,其中莫言的“紅高粱”系列小說給中國文壇帶來了很大震動。

9 如果考察一下這些批評家的教育背景,就不難發現他們大體屬于兩類:一類是地方高校畢業后入伍的,如周政保1980年考入新疆大學讀研究生,畢業后在新疆軍區創作組專職從事文學評論;張志忠1983年獲北京大學文藝學碩士學位,畢業后在總政文藝局工作,不久即調到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另一類則是從部隊考入高校深造后進入理論研究工作的,如陸文虎1968年入伍,1982年從廈門大學研究生畢業,先后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和總政文藝局工作;朱向前1970年入伍,1984年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首屆文學系,隨即開始了他的文學批評,后留校從事教學研究工作;這一類的批評家還有黃國柱、范詠戈、王炳根、丁臨一、葉鵬等。

10 朱向前:《轉型期的軍旅小說》,《解放軍文藝》1999年第2期。

12 劉再復:《論新時期文學主潮》,《文學評論》1986年第6期。

13 朱向前:《尋找“合點”:新時期兩類青年軍旅作家的互相觀照》,《文學評論》1988年第1期。

14 15 朱向前:《“軍事文學”與“軍旅文學”辨——兼論當代軍旅文學的三個階段》,《光明日報》1999年8月5日。

16 汪守德:《中國戰爭詩歌》,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

17 22 張鷹:《反思中國當代軍事小說》,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18 殷實:《軍旅文學的本土觀念和氣質》,《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0年第1期,轉引自批評文集《當小說成為哲學的仆役》,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1 年版。

19 傅逸塵:《“強健而充分”的現實主義》《愛國主義、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的宏偉交響》等文章,引自批評文集《重建英雄敘事》,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20 24 周徐:《英雄在途:祛魅·消解·重構——新時期以來軍旅小說英雄形象嬗變論》之下篇《英雄的重構》,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

21 徐藝嘉:《新世紀文學語境中的審美“新質”》,《文藝報》2012年11月28日。

23 陳先義:《軍旅小說50年》,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

25 洪芳:《中國當代軍旅詩歌論》,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1年版。

26 陳思廣:《戰爭本體的藝術轉化——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戰爭小說創作論》,四川出版集團2005年版。

27 徐亞東:《繼承·突破·超越——20世紀80、90年代軍旅小說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版。

28 傅逸塵:《英雄話語的涅槃:21 世紀初年軍旅長篇小說創作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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