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閆文盛《主觀書I》隨評:量子人與量子化文本

來源:文藝報 | 楊矗  2019年10月09日11:58

閱讀閆文盛的《主觀書I》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準確地說有閱讀障礙,有閱讀困難。因為它是一個“特異的文本”,與傳統的散文模式完全不同。首先是書寫的對象變了,過去人們書寫的對象主要是客觀的現實生活,即使是寫到心理生活,也還是客觀現實生活框架以內的事情,而閆文盛書寫的則是“主觀心靈”,其中雖然也涉及“客觀生活”,但卻是其主觀心靈的“投影”。其次是文本策略變了,過去的散文無論如何曲折環繞、騰挪跳躍、搖曳多姿,甚至是歧路百出,意義多變,但總還是有比較明確的意義的,而《主觀書I》相反,以否定為樂,以悖論為求,有意不以明確的理性意義表達為歸結,最終則使整個文本被分裂、悖論、虛無、怪異的“霧靄”所籠罩。故讀其文難免令人如陷重重迷霧,一時很難理出頭緒。

因此,要換一種讀法來讀它,其不一樣的價值也正在于此。

“人的觀念”的新變

文學是人學,故不同的“人的觀念”便決定了不同的文學形態,在西方,古典時代的人是原子人、實體的人,不管它有何種文化附加和社會的塑造,它都有著明確的“內涵”和“屬性”。確定性、必然性、因果決定論是它的基本原則,與之對應的文學是古典主義、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等文學形態。到近代,人的“主體性”受到關注,笛卡爾用“思”解釋“主體性”,提出“我思故我在”的新哲學命題。康德用“先驗理性”和“實踐理性”的統一來解釋“主體性”,奉“自由”為“主體性”的最高規定。馬克思則賦予人的“主體性”以社會實踐的內涵。這種確定的、實體性的人,同時也是“柏拉圖主義”的“人”,它重精神輕本能,重理性輕感性。這種“主體性”的人,嚴格地說是從19世紀的叔本華開始打破的,叔本華提倡非理性的人,認為人和天地萬物一樣,都通通統一于一種本能性的“生存意志”。尼采受叔本華的影響,也推重非理性,認為人的本質就是人的生命本身,而生命的本質則是“權力意志”,由此而形成重視本能性身體、生命的“尼采主義”。與這種非理性、唯意志主義的“人的觀念”相對應的文學流派則是象征主義、意識流、超現實主義、表現主義、后期印象派等。后來,海德格爾則提出一個“存在論”的“人”,它是與“世界”一體關聯的“境域化”的人,它已不再是確定的、實體化的人,而是可能性的、不斷構成性的“量子狀態”的人,他也不再把人稱為“主體”,而是稱為“此在”和“終有一死者”。

“原子人”因為其本身是“實體化”的,故其豐富而復雜的內涵也只能由外部的社會生活來規定,故其文學的向度不管怎么變也總是外向的、社會的,而“量子人”因為是動態關聯性的,即是網狀的、虛無的或不確定的,它只是一個非實體的“網狀框架”,但這種“框架”卻總是與其相關聯的“世界萬物”一體關聯著的,即其在動態的展開中也總是連帶著與之相應的“世界”和“物”的,這樣,它便不需要外部世界來規定,而只是本然地、自行其是地顯現自己的內在關聯就行了,這使得與之對應的文學也便是“內在化”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歷史性地“向內轉”便是這種“人的觀念”的反映。葡萄牙杰出詩人佩索阿便是這種“內在性文學”的杰出代表,佩索阿筆下的人已不是“外在性的主體”,而是“內在性的主體”,外在性的主體容易規定,而虛無的內在性主體卻不易規定,因為它是網狀的、量子態的、或互為鏡像的,它需要更高的想象力,所以美國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說,佩索阿“在幻想創作上超過了博爾赫斯的所有作品。”為了追摹這種“量子人”的無限多樣的可能性,佩索阿虛構了72個異名作者,構筑起了一個龐大的鏡像化、量子態的人格家族。閆文盛的《主觀書》系列寫作明顯受到了佩索阿的影響,一是走向“內在寫作”,寫主觀、寫心靈,二是追求量子化的重疊、折疊、糾纏、坍縮、動態、多元、片段化、碎片化、實存、構成等。閆文盛筆下的“人的觀念”和“文的觀念”,已然是非傳統的新的形態了,這是我們理解其《主觀書I》的一個有效的鎖鑰。

謊言與真理的悖論

《主觀書I》明擺著是要寫人的“主觀”的,“主觀”里有什么?若按照主客二元對立的“認識論哲學”的結構看,“主觀”與“客觀”是彼此外在的,同時也是彼此相互對立且相互依存的一對概念。在“客觀”是物質性的存在,在“主觀”則是受客觀制約的意識、心理。而如果是這樣的“主觀”,閆文盛的《主觀書I》也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價值了,它仍在傳統的觀念里邊,仍然為熟悉傳統的讀者所不難理解。因此我認為,其雖名為“主觀書”,其“主觀”卻不是傳統認識論意義上的“主觀”,其真正的含義應是存在論意義上的心物一體的“心靈”。它已無主客的分殊,一切所謂“客觀”,對它來說也只是其心靈內在化的“心化之物”。正如作者所寫:“我只是生存在自己心靈的幻境里,我不熟悉那些寓言和高高在上的部分。”“然而我終究不是我的理想部分。”“我終究不是我理想中的分子。我一無所是,我或與自身根本不同。”我認為在這里,“寓言”、“高高在上的部分”、“理想部分”、“理想中的分子”、“自身”等,都同傳統的“社會人格”有關,它們對應的正是傳統意義上的“主觀”和“主體”,作者明確地指明這里的“我”已不是這種意義上的“我”了,為了進一步坐實這一點,作者又在文末寫道:“這是對的,達卡夫在他臨終的時候告訴我:上帝也不僅僅是他本人,他是被無數影子挾持的血肉。”“他是整個大地之上,唯一沒有骨頭的人。”是說上帝是“偽造的”,是“影子”,是沒有“骨頭的血肉”,亦即上帝并不等于他自身。其言外之意無非是說,“上帝”正是人們主觀臆造的產物,他之所以理想、萬能,正是因為他是人們“主觀化的產物”。現在作者則要反其道而行之,他要在傳統的“主觀”之外,重建“上帝”的真身,其所賴就是“非主觀”的“心物一體的心靈”,正如作者所說:“我并不喜愛世界上的任何職業。我只喜愛我胸中雄宏的萬象。‘在幾乎絕跡的路途上獨自前行時,我將我心中的畫幅映在了天幕上。我的行走高高大大,因此像一只駱駝在長途跋涉。’”可以說,“上帝”正是作者一個基本的“心靈鏡像”,是他的原型性的“量子皺褶”。其外,還有“虛妄之我”“駱駝”“大地上的嬰孩”“沉思之我”“機械師”“替代者”“拯救者”“本雅明”“卡夫卡”“梵·高”“本能之我”“詩人”“異靈獸”、“母親”“寡人”等等,都是作者不同的“心靈鏡像”。

這種“心物一體的心靈”,與宋代陸九淵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明代王陽明的天地萬物“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的“心”、“靈明”相似,更與佩索阿的“我心略大于整個宇宙”之“心”同調,而在尼采則恐怕就等于他的“生命”、“權力意志”。尼采發現人的權力意志既包括求真意志,又包括求假意志,求真需要真相、真理,求假需要謊言和意義,但以往的哲學如柏拉圖主義,則只顧生命的求假意志,用正義、至善的謊言掩蓋了世界虛無、人生荒謬的真相。正確的做法則是要既保留滿足生命求假意志的“宗教”,又把滿足生命求真意志的“哲學”作為重點,從而在謊言與真理之間求得某種平衡。而閆文盛的《主觀書I》也正充滿了謊言和真理,或意義和真相之間的尖銳沖突,這造成了其內在兩種力量的矛盾、爭斗,而它們之間的相互否定、撕扯、緊張則使其整個文本都始終彌漫、散發著一種強烈的撕裂感和荒謬性。比如全書的總題“我一無所是”就是一種總體性的否定和消解,它使全書所有的小題目都頓然喪失了它的意義。如果說其總題目是“真理”,那么其書內的若干的小題目就是“謊言”,總題目的“真相”:“一無所是”同若干小題目的“意義”之間就構成了一個巨大的悖謬關系,而使全書在總體結構上則呈現出一個“自我肯定”與“自我否定”兩者之間的相互爭執、分裂、爭斗的裂隙,從而也讓我們借以窺見人的心靈的虛偽和本真、光亮澄明和暗昧虛無的復雜性。這在總體上是這樣,即使是具體到某一篇文本也多是這種悖論的結構,比如《機械師》,作者寫道:“機械師并不是一個偽造”,“但我們不理解他”,“他可能是使時間的空隙得以騰空的鼻祖”。“時間的空隙”是什么?時間是沒有“空隙”的,那可能是指“多余的時間”,意思可能是說“機械師”一刻也不停息地在工作,但他所走的卻是一條“種滿了謬誤的種子”的道路。這就是一種“否定”,是悖論的邏輯。我們不免會想這“機械師”是誰呢?是“造物主”、“自然法則”,也是作者心靈的“圖騰”,他充滿了創造欲,一刻不停地工作,但卻不為人們所理解。如此有意義嗎?當然沒有。所以,就整體而言,閆文盛的《主觀書I》就是一部宣布“上帝死了”的消解傳統價值、意義的“荒唐書”,這一點我認為明顯受到了尼采“虛無主義哲學”的影響。意義和真相的矛盾是內在于《主觀書I》的一個根本性的矛盾,其反諷性、荒謬性均源于此。

現象學和量子化的文本

現象學追求事物的實存性、本質構成性和整體性,“量子化”是指事物的動態可能性、不確定性或隨機構成性,作為一種特殊的散文的新文本,閆文盛的《主觀書I》恰恰具有現象學或量子化的特征。首先它是斷章、碎片化或殘篇性的,類似于現象學的“時間性顆粒”和既獨立又綿延的動態的量子。其次是多側面的、構成性的,比如全書從大的方面看就有三個彼此相異又彼此互成的界面:第一層界面,真相的揭示,即“我一無所是”;第二層界面,我與自我鏡像的關系,或我與集體、他者的關系,即“煙酒店的客人們集體噤聲”;第三層界面,我作為“作者”,即“作者的告白”。它們構成了“我”或“心靈世界”幾個大的維度,即從本真我到集體我,再到詩人我,形成了“量子我”的多重折疊面,而合起來則是一個動態構成性的不確定的總體。在三個大界面之中又有許多不同的小界面,它們各有自己的小題目,就像許多小的支流,也像多面的廬山,錯峰疊嶺,又像博爾赫斯的迷宮和小徑分岔的花園,總之是眾聲喧嘩,使整個文義走向多元、歧路,而同時它們又分明是共屬于一個統一的總體的,具有多雜互補的整體性、構成性。再次是開放的、動態展開的,具有一種“未完成性”。作者告訴我們,《主觀書》是他用長達6年時間書寫的一個宏大的系列,《主觀書I》只是其第一部,其后還有若干部。他說:“我用了長達6年的時間來寫一本書(《主觀書》),而且這樣的書寫行為似乎遠遠沒有盡頭。”“它更為急切地呼應的,似乎永遠是書寫和表達的不足,似乎永遠是我沒有寫下,我沒有完成。我們沒有走到終點的時候,或許,《主觀書》永遠在‘書寫的無盡頭’中運轉,循環。”

閆文盛是山西文學的一個“異數”,他的文學是現代主義的,我們從他身上看到的是佩索阿、卡夫卡、博爾赫斯、尼采等一眾西方現代大師的身影,但他又是中國本土的,是有著鮮明中國社會生活色彩的那一個特殊的“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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