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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科技旋渦中的長篇小說

來源:長篇小說選刊 | 陳舒劼  2019年10月09日11:41

七十年滄海桑田,有太多的歷史經驗值得總結。七十年來,長篇小說和其他的文學形式共同完成了一份時代的文藝答卷,奉獻了大量的優秀作品,也留下了“有‘高原’缺‘高峰’”的缺憾。回顧歷史總是包含著鏡鑒未來的意圖,時代的腳步不曾停歇,未來的挑戰已潛至身前。在現實的快節奏變化之中,長篇小說將與哪些新情況劈面相迎?

某種程度上,長篇小說自身的特質決定了它所遭遇的挑戰。這么說并不是要將長篇小說的定義作為討論的起點,給長篇小說一個如磐石般千年不移的定論。關于“小說”定義的梳理已經足夠說明,它的歷時性演變過程中不斷遭到共時性因素的影響,特定歷史階段的政治、文化、經濟、教育、傳播等因素都參與了“小說”定義的歷史塑形。具體到“長篇小說”的討論顯然會更瑣細,例如究竟是十萬字還是二十萬字以上才算“長篇小說”?依據是什么?不理會這些問題也不妨礙作家創作和批評家討論,所以,長篇小說自身的特質更在于它區別于其他話語的所在。總結長篇小說的成就,基本上不會歸納出長篇小說拉升了百分之零點幾的GDP數值、感化阻止了多少例潛在的暴力沖突、增強了多大程度上的民族或地區間的交流。在文學的范圍內,長篇小說最大限度地容納了對社會生活的再現以及對人物內心的深刻體察,匯聚繁多的文學形式,擁有其他文類不可比擬的份量(南帆:《歷史敘事:長篇小說的坐標》,《文學評論》1999年第3期)。社會現實生活的變化及其對人物內心的深刻影響,為長篇小說的發展提供了不竭的能源。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雨果的《悲慘世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等,無論這些被奉為經典的小說在表現形式上存在怎樣的差異,社會生活的歷史和現實都有力地支撐起了它們的內在。在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展歷程上,近代中國社會的劇烈變化所催生的新文化運動,孕育出了葉圣陶的《倪煥之》、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長篇小說;中國革命背景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其指導思想則深刻地影響了包括楊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紅旗譜》、柳青的《創業史》、周立波的《山鄉巨變》等在內的長篇創作。現實、歷史、革命、建設等等,長篇小說為這些內在空間極為廣闊詞匯做好了充分的形式準備,這種特點仍然要通過比較來顯現。散文被喻為文學的“輕騎兵”,詩歌被稱為“時代的號角”,而長篇小說要致力的則是“民族的史詩”。在未來,長篇小說發展所需的能量和所面對的問題,都無法繞開豐饒的現實。

時代的畫卷如此波瀾壯闊,日新月異似乎已經不能被完全視為一種修辭。要承認,在經濟規模的增長、生態環境的改善、文化交流的熱絡等時代現象的背后,科學技術及其進步正在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今年5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致第三屆世界智能大會的賀信中說,“中國高度重視創新發展,把新一代人工智能作為推動科技跨越發展、產業優化升級、生產力整體躍升的驅動力量,努力實現高質量發展。”科技就像日益擴大的旋渦,不斷試圖將各種社會因素納入自己的邏輯。我們生活的外在面貌和內在運行,實際上都已經受到近年來飛速發展的科技的影響。路遙的《平凡的世界》、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張煒的《古船》、陳忠實的《白鹿原》、賈平凹的《廢都》等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長篇小說里,科技對現實生活的影響并不是小說的主要關切所在,如“改革”或“現代化”這樣的主題更為迫切或宏大。世紀之交電子時代的降臨,似乎更為有力地沖擊著文字表意的傳統。借助網絡的興起,長篇小說獲得了更大的形式自由。《紅樓夢》的“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是一種長篇創作的態度,留意讀者的感受和建議而做出調整,則是長篇小說在新時代獲得的新可能。在網絡長篇小說之中,文字可以用分段連載的方式次第更新,也可以與音樂和影像等其他媒介相融合,甚至向讀者開放創作的空間。

世界智能大會(World Intelligence Congress)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科學技術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第三屆世界智能大會的主題是:“智能新時代:進展、策略和機遇”。

時至今日,數字技術的能力已經遠非當年剛問世的初級網絡形態所能比肩。在這個時代中獲得了更多形式可能的長篇小說創作,也必須要面對時代內容的變遷。作家們會發現,一些細節在悄然間退出了日常生活的視線。在移動支付覆蓋到街邊小攤的時代,孔乙己在酒店柜臺上排出幾枚銅錢、梁生寶從貼身衣物中里三層外三層地點出幾張帶著汗味的紙幣,這些意味深長的小場景很難再出現。電子郵箱、QQ、微博和微信等即時通訊工具的競相亮相,同時抹去了“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的惆悵和“此時相望不相聞,愿逐月華流照君”的浪漫。訊息的極大便捷使現今的人們可能對異域的歌手或球星的熟悉程度,遠超過近在咫尺的鄰居,這似乎撬動了傳統的社會的“差序格局”。與此同時,某些長篇小說所需要處理的時代典型細節,又給傳統的描述方式帶來了難題。作為文字信息的主要處理工具,計算機鍵盤和屏幕怎么能產生傳統書法的美學效果?杜甫說張旭“揮毫落紙如云煙”,李白說張旭“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可這些美感已經基本淡出了日常的審美。如果拋開傳統的書寫之美,那么鍵盤和屏幕有沒有空間孕育新的美感?數字技術帶來的另一個重要現象就是重體力勞動場景的急劇減少。如何描述新時代的勞動場景、生產過程和具體行為,的確令人撓頭。以往的長篇小說經典里自然不缺乏關于勞動的經典場景,在革命的主題下,勞動不僅呈現了人物臉上的溝壑、身上的膚色和肌肉、淌下的汗水和淚水,還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艱辛、本分和忍耐,積蓄著革命、階級、解放等重量級詞匯出場的勢能。新時代技術進步很大程度上將勞動者從體能的重負中解放出來,重心轉移到了腦力上面。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新時代的腦力勞作如何描繪?耕田、摘果、砍柴、跳水、捕魚、牧羊,傳統的勞動形式多樣,又與不同的自然條件或社會環境相組合,紙上的勞動美學世界由此豐富多彩。要承認,美學傳統的生成經過長時間的積累,非一朝一夕所能徹底松動。然而,鍵盤、鼠標和顯示屏已經組成了一個幾乎封閉的自足世界,最多只需要加上桌椅和電力,腦力勞動就可以與自然世界隔離開。無論是窗外狂風暴雨還是月明星稀,勞作發生在腦海里,冥思苦想、煩躁不安、憂愁焦慮等等由此而生的情緒不一而足。腦力勞動的時代降臨,這種勞動方式帶給精神世界的影響怎么通過敘述得以表現?是否只能大致外化為憔悴的臉色、蓬松的亂發、疲憊的背影,抑或肩周炎或頸椎病的診斷報告?新時代的長篇小說敘事,又應當如何致力于新美學系統的塑造?一些理論家已經指出,這種勞動方式產生了新的群體——數字勞工,也帶來了更為隱蔽的剝削方式。馬克思所說的工業化時代的剝削,開始朝著更為復雜隱蔽的狀況轉化。移動互聯網等信息通訊技術徹底地改變了勞動的形式,勞動的場所不再是廠房車間,而是手機或電腦這樣的移動互聯網終端設備。每次發生在手機或電腦上的操作,都是數據生產意義上的勞作。這種方式的勞作可能以娛樂、信息溝通等不同的方式存在,但數據資本家們卻不會為這些勞作支付一分錢,盡管它們為網絡上各式各樣需要付費使用的文案或程序默默無聞地作出了貢獻。因此,有觀點認為應盡量減少對移動終端的使用,可是,數字剝削的問題仍然潛伏在未來科技曙光乍現時的陰影中。

美國未來學家雷·庫茲韋爾(Ray Kurzweil)于2005年提出了“加速循環規則”(Law of Accelerating Returns,即“庫茲韋爾定律”),其核心是:人工智能領域的突破會使計算機變得比人更聰明,計算機的智能超越人類智慧的“奇點時刻”在2045年。

互聯網、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更新了現實生活的許多內容,而它的能量遠不僅此。例如,人工智能的興起并不只是產生一批新詞、帶來許多生活的便利,它攜帶著新的語言法則的可能。“語言學轉向”將語言從工具性的角色中解放出來,語言和言語、能指和所指等系列概念勾勒出“語言說人”的顛覆性觀點,人工智能是否會帶來下一次革命?至少現在看來,人工智能的思維方式顯然與人類既有的思維方式差異很大。雖然許多時候人工智能還在模仿人類的思維,如機器人小冰的詩作就建立在對大量人類詩作文本數據的規律總結之上,但是,機器人小冰不需要感情,甚至也不需要明白“黎明”“希望”或“興奮”究竟是什么,它只需要根據詞語之間相互搭配的頻率進行重組。更為重要的是,相對于人類語言法則的穩定,人工智能始終處于進化的狀態之中。眾所周知,按照庫茲韋爾的預測,2045年就是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類的時間節點。很難相信,這種全面超越會建立在完全相同的語言法則之上。那么,人類語法和人工智能語法之間是否有融合的空間?后者是否能完全替代前者?如果區別兩者是個偽命題,那它們的重合在哪里?如果還存在另外一種人工智能語法,那么包括長篇小說在內的整個文學的敘事,都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機器人小冰已經染指了詩歌,這時,長篇小說的體量和結構是否形成了一道無形的屏障?如果是,這屏障還能支撐多久?在未來科技的發展面前,我們似乎不可能擺脫“科林格里奇困境”,永遠無法在技術生命的初期就全面準確地預判到它后來的發展結果。長篇小說未來的任務,不僅包括表現數字技術的時代面容、涉足“真實與幻象”“自我與他者”“欲望與主體”等數字時代重大主題的討論,還包括必須接受數字技術語言規則的挑戰。

陳舒劼,福建福州人。福建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文學研究所副所長;福建省美學學會副會長。曾在《文藝研究》《當代作家評論》《揚子江評論》《東南學術》等學術刊物及《光明日報》等報刊上發表文章百余篇。出版《意義的旋渦:當代文學認同敘述研究》等著作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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