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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詩人羅阿與蘇東坡:我者與他者

來源:澎湃新聞 | 向以鮮  2019年10月09日07:51

克洛德·羅阿是法國著名詩人、小說家、評論家、漢學家,曾獲1985年龔古爾詩歌獎。他在文學生涯中不斷保持著與中國文化的對話,撰寫了大量專門論述中國和中國文化的著作,還將從中國詩歌中得到的靈感運用于創作中。他也曾來到中國,與老舍、梅蘭芳、羅大岡等人相交,并借由羅大岡的介紹認識了蘇東坡及其詩詞。在新近推出中文版的《靈犀:一位法國詩人與蘇東坡的心靈交會》一書中,羅阿評述了蘇東坡的生平和詩詞,也講述了他在中國的親身經歷。本文為四川大學教授、詩人向以鮮為該書中文版所作的序,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登,標題為編者所擬,原題為:我者與他者。

克洛德·羅阿

“我者與他者”這個說法源自歷史學家許倬云,他在討論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時指出:“不論是作為政治性的共同體,抑或文化性的綜合體,‘中國’是不斷變化的系統,不斷發展的秩序。這一個出現于東亞的‘中國’,有其自己發展與舒卷的過程,也因此不斷有不同的‘他者’界定其自身。”事實上,我者與他者既是對立的,又是融合的,相互間時常發生著微妙的轉換:昨日的我者或即今日的他者,而今日的他者或成明日的我者。

當我讀到法國詩人、小說家、評論家、漢學家克洛德·羅阿的蘇軾評傳《靈犀》的時候,腦子里便不斷跳出我者與他者的紛紜意象,人物與時間和空間的交錯此起彼伏:我者既是翻譯者寧虹、宋代的蘇東坡、蜀地的山水,又是瑰奇的中國,甚至還包括神秘的東方;他者呢,當然有詩人羅阿、繁華的巴黎、浪漫的法蘭西,以至于整個西方世界。感謝四川大學同事寧虹教授的精彩移譯,讓我們得以傾聽上下千年東西萬里的心靈密語。在前不久的一次詩歌沙龍上,詩人楊煉告訴我,翻譯是一件痛苦又過癮的事。你要用最美妙、最準確的母語與異國語言進行碰撞,交流,貼身肉搏。翻譯并不僅僅是兩種不同語言的交集,也是兩個靈魂的交鋒。寧虹教授的譯筆暢達而溫情,富有女性的細致,又不失頓挫昂揚之氣,準確地傳達了羅阿長于抒情又精于敘述的文本風格,讀來令人如飲醇醪,如沐春風。

羅阿在開篇“兩者,我與他”中,以一種典型的法國口吻談及我者與他者。對于羅阿來說,他在寫作蘇軾時,既是我者,也是他者;既是評傳的作者(我者),又是異域文化的觀察者、熱愛者和窺探者(他者)。作為傳記主人的蘇東坡及其所代表的世界,顯然是一個異樣的存在,是一個廣博的他者。這只是事物的一個方面,還有另一面。如同《靈犀》書名所暗示的,具有濃郁的東方色彩,介于靈魂與肉體之間的神秘感應現象——靈犀,已經向我們訴說了另一面的可能性。我注意到羅阿描繪的那只蛺蝶:蝶翅上細巧的圖紋帶著東方的韻味。我們知道,蝴蝶是善于變化之物,蝴蝶既是我者,也是他者,早在莊子那兒就變得令人捉摸不定。就在“此刻”,法蘭西的蛺蝶(我者)和近千年前的他者(蘇軾)產生了神奇的對話與關聯,蘊藏其中的力量是如此具有穿透力,可以超越語言的障礙。羅阿說:當我想到他,我有時會以某種假定、某種傾向、某種狂妄對自己說:“因為,他就是我。”他甚至傾聽到自己和蘇軾用同一個聲音說:“我,就是你。”羅阿與蘇軾,在對蝴蝶的凝視中完成了超時空同體。瞧,我者與他者不僅會轉化,還會渾然一體,難分彼此。“我,就是你。”

這是兩個來自不同時空的詩人兄弟相見時說出的最動人的詞語,彼此之間的心心相印及惺惺相惜,已盡在其間。盡管我個人認為,羅阿此處略有拔高自己之嫌,但這也無妨,誰讓羅阿和我們都喜歡偉大的蘇軾呢!

在兩者(我者與他者)的糾纏與打開之間,羅阿常常能深入蘇軾內心的深處,也可以說是深入自己的內心深處,總能以詩人敏銳之視角,見人所難見或未見之處。羅阿曾談及蘇軾一首名叫《江上值雪》的七言,他推斷說,此詩看上去很像是詩人在北方生活時所寫。但是,蘇軾流放海南時,盡管生活艱辛,卻一直帶著這首詩的手稿。羅阿追問道:

為什么這首詩會出現在海南?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在這座熱帶島嶼上,蘇東坡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

島上疾病肆虐,十幾種包括腳部真菌感染、疥瘡、淋巴結腫大、皮膚下寄生蟲、阿米巴痢疾等熱帶疾病依然毒害著這位被流放者的生命。羅阿認為,這首詩可能觸動了蘇東坡敏銳的感官,讓他追憶起與海南完全不同的種種:皚皚白雪、刺骨寒風、輕盈雪花?又或許這讓他能夠暫且遠離眼下這個一切都在慢慢腐爛的島嶼!羅阿一直想弄明白為什么蘇東坡要帶著這個被時間偷走的“瞬間”。這時,羅阿想到,一貧如洗的喬治·彼得耶夫和柳德米拉去看病時,醫生對喬治說:“你應該把柳德米拉帶到鄉下去,她太蒼白了。”喬治想到的解決辦法是再一次把屠格涅夫的《鄉間一月》搬上舞臺。蘇東坡和蘇過是否用了與喬治·彼得耶夫同樣的方法來應對海南生活的慘淡?羅阿得出一個意外又合乎情理的結論:“這些能致命的酷熱歲月所留下的,其實是一首關于霜凍、冰雪和徹骨寒冷的偉大詩篇。”

蘇東坡畫像

《靈犀》的迷人之處,在于它既是一部蘇東坡的評傳,又是一部帶著強烈個人旅行色彩的著作,在學術寫作、中國游記及敘述口吻之間,賦予了珍貴的在場感和夢幻氣質。

這種法蘭西式的跨文本及跨文體寫作,我們在羅阿的同胞,也是他的同時代人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中也能感受到。羅阿因結識藝術家趙無極而愛上中國文化,又因結識法國文學學者羅大岡而愛上蘇東坡。當他踏上中國大地時,終于從一個他者變成了我者。羅阿寫及他與羅大岡一起到達杭州時的景象:

有些日子,天氣很潮濕,太陽霧蒙蒙的,空氣中彌漫著水汽,蜘蛛網上凝結著細小的水珠,云層灰暗;而有些日子又艷陽高照。所有的水上城市都一樣,不管是威尼斯、斯德哥爾摩,還是杭州,這種艷陽天并不會讓人覺得干燥或酷熱。這座城市離海很近,緊靠長江三角洲入海口,江水穿城而過。

這段話讓我想起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那些想象的城市中,有美好的城市、連綿的城市、視覺的城市、聽覺的城市、嗅覺的城市,有空氣中浮動著黃塵的皮拉城,氣味令人窒息的貝爾薩貝阿地下城等。卡爾維諾的用意在于:以看不見的虛構的城市反襯、反諷我們舉目可見的真實城市。這些看不見的城市可能與現實的城市有著微妙的鏡象關系,人們能從中尋覓到紐約或洛杉磯、威尼斯或羅馬、京都或大阪、北京或成都的蹤跡。

羅阿始終是個思考者,他在追問蘇軾的同時,也追問著那個年代中國的現實的迷惘和殘酷。羅阿談到他與中國作家老舍見面的情景:

那年(1950年)春天,老舍剛剛寫完話劇《龍須溝》,故事以對北京一條街道的臭水溝的整治為背景。老舍說,為人民服務沒有小事。他一邊笑一邊說:中國至少需要半個世紀來恢復秩序,讓一切走上正軌——包括清理人民的排泄物。

羅阿說他非常喜歡老舍,他是一個不斷進取的人。但是,他一直沒能弄清楚“文化大革命”中老舍的死因:“是飽受摧殘而死,還是因為絕望而自決?”

警察把他妻子帶到西湖 ,布單覆蓋著一具尸體。警察掀起布單的一角,露出死者濕漉漉的雙腳。“這是他穿的鞋嗎?”“是。”然后她就被帶上了車。她說,這之后, 她才開始痛哭。

這些敘述看似不經意,實則是《靈犀》區別于任何蘇軾研究之重要質素所在。我們在蘇軾坎坷的一生中,難道看不見后來人(如老舍)的苦難嗎?

羅阿意識到故鄉和童年對一個人,尤其是對蘇軾這樣情感豐沛之人的重大影響:蘇東坡和子由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能擁有共同的回憶。兄弟倆的一生中,有無數回憶可以溫暖彼此。在他們的詩作中,孩提時代青蔥的天堂從未褪色,他們對于十二歲時游戲和歡愉的記憶還是那么鮮活。他倆不僅僅有共同的故鄉——被稱為蜀國的四川,那個他們度過了童年,而且永遠不可能真正離開的地方。故鄉與他鄉,又是一個我者與他者的關系。于蘇軾而言,他出生的故鄉雖然只有一個,心靈的故鄉卻在不斷變遷。白居易說過:“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對于大半生都處于遷謫中的蘇軾來說,這樣的歸屬感既是無可奈何,也是活下去的理由。紹圣四年(1097),蘇軾被流放至遙遠的海南島。但是,蘇軾卻說:“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

呵呵,真是拿他沒有辦法了,一念之間,他就成了儋耳人,而生他養他的蜀州,反而只是曾經暫時寄身的地方。這并不是說蘇軾就不愛蜀州了,他太愛了,但他知道再也回不去了,且把他鄉(他者)當故鄉(我者)吧!這就是蘇東坡,誠如林語堂所言,蘇東坡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天派”。你把他貶到天涯海角又如何?貶到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家,他就是哪兒的人,并且毫無怨恨,不僅不恨,反而覺得自己賺了,賺到了別的地方看不到的奇景:“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

可能是因為旅程的安排,羅阿的中國之行并沒有到達成都,也沒有到達蘇軾的出生地眉山。羅阿多次提及杭州,當然,杭州很美很中國,對蘇軾也很重要。中國有兩座城市的氣質是十分相近的,有點兒像孿生兄弟,就是成都和杭州:杭州的湖光山色、越人軟語與成都的錦江春色、衣香鬢影天生都富有詩意,西蜀與吳越允稱安逸之鄉。蘇軾甚至認為僅就風物而言,杭州還略勝一籌:“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但如果說到詩歌,成都的詩史則更為久遠和豐厚。蘇軾在金山寺前不無自豪地說:“我家江水初發源。”作為萬里長江源頭之一的岷江,也是中國詩歌的重要源頭之一。在成都,我們可以鉤沉考索的有三千多年漫長時間,其間,頑強的詩意從未中斷過:從羽化登仙的蠶叢到啼血成詩的杜宇,從金沙太陽神鳥到南朝石刻造像,從琴臺故徑到杜甫草堂,從西嶺千秋之雪到直下江南的萬里船,從桐葉題詩到洪度詩箋,從郭沫若到當代先鋒詩歌……成都這條可以清洗錦繡的詩歌河流,奔涌激蕩著岷江之水,一刻也未曾停息過。如果羅阿到了成都,一定會另有一番非凡的感悟。

羅阿深愛著蘇軾,因而也深愛著中國。而且,這種愛,是一種從肉體到靈魂的愛。羅阿常常引用司湯達在《紅與黑》中的話來表達他對中國的愛,這是心靈之愛和頭腦之愛的結合。毫不夸張地說,在精神上,中國已是羅阿的第二故鄉。能夠達成此種神圣之愛,蘇軾無疑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雖然羅阿在蘇軾之外,還翻譯了很多其他中國古典詩人的作品,但對羅阿影響最巨者,還是蘇軾。羅阿的詩歌寫作,亦從中獲取了無盡的滋養。羅阿說自己是中國詩歌的偷盜者——羅阿曾出版名為《盜詩者——盜自中國的250首詩》的漢詩譯著——這當然是一種坦誠和調侃,但也吐露了羅阿受惠于中國詩歌的實情。羅阿將自己對中國古典詩歌(他者)的獨特認知成功地轉化為自我寫作的原動力(我者)。

羅阿的詩歌清新明快,和雅克·普雷韋爾等詩人的詩作一同入選法國中小學生詩歌學習教材。羅阿詩歌中的中國詩歌痕跡清晰可見。羅阿翻譯的蘇軾詩作,基本上延續了法國漢學界“仿譯”的傳統。最早的仿譯出現于1862年,那年的中國是清同治元年,漢學家埃爾維·圣·德尼侯爵翻譯出版了《唐詩選》。五年之后,法國詩人泰奧菲爾·戈蒂耶的女兒朱迪特·戈蒂耶出版了中國古詩集《玉笛》,成為法國“仿譯”中國古典詩歌的代表性作品。我們從羅阿的譯作中,依然能感受到“玉笛”的韻律,這是另外一種我者與他者的互置。

羅阿被稱為二十世紀法國歷史的見證者。羅阿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親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法國抵抗運動,還加入過法國共產黨,反對過殖民戰爭。有學者這樣評價他:羅阿幾乎參與和見證了發生在二十世紀法國甚至西方的所有重要政治、社會事件,并用手中的筆記錄了這個動蕩的世紀帶給人的災難和困擾。這種經歷讓我想起迄今仍健在的,被稱為德國魯迅的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爾。湊巧的是,2015年江蘇文藝出版社推出的,由德籍華裔詩人姚月女士翻譯的恩岑斯貝格爾詩集(1950—2010)《比空氣輕》,也是由我作序。

羅阿遇見蘇軾是幸運的,他遇見的是一顆干凈的、沒有雜質的中國詩心。蘇軾遇見羅阿也是幸運的,不朽的蘇軾不僅在中國,也在法蘭西找到了開花結果的土壤。羅阿在中國的湖畔寫道:

直到到達旅館前的河岸時,我們仍然沉默著——月亮的沉默。羅(大岡)喃喃道:“啊,羅阿先生,這湖,就像一首法國詩:‘哦,時間,請停住你的腳步……’”

這情景,讓我想起蘇軾的《永遇樂》:“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對這空曠孤寂的風景,羅阿是這樣理解的:

月光閃耀 如白霜

微風拂過 如涼水

天地無垠

魚躍銀珠閃

光滑的荷葉上

露水靜靜滴落

鳥兒啾啾低囀

在黎明將我喚醒

我堅信,隨著東西方之間理解和交融的不斷加深,被喚醒的不僅僅是東西方詩歌界的兄弟姐妹們——法國詩人蘭波說過,天下詩人是一家——還有更多的東西方的我者或他者將被喚醒,更深的意志、美、自由和愛也必將一并被喚醒。

己亥仲夏于成都石不語齋

《靈犀:一位法國詩人與蘇東坡的心靈交會》,【法】克洛德·羅阿/著 寧虹/譯,四川大學出版社2019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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