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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49:尋找魯迅研究的遷流

來源:《名作欣賞》 | 張克  2019年10月10日09:26

以“2049年的魯迅研究”為題筆談,由頭還得追溯到同輩學人2015年10月在深圳大學舉辦的首屆“魯迅研究青年工作坊”。二十余人的工作坊了無禁忌,緊張高效,午休都不許,只準思考、詰問,以至于姜異新發出“學術集中營”的感慨時,眾人都連呼傳神。會后不久,有機會請教傅書華先生,他也頗為贊許一干人等認真的勁頭。興之所至,率而相約:何妨以“2049年的魯迅研究”為題,“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現在看來,我們分明低估了這題目的分量,一年來倡議者不免為筆談稿件搔首延佇,倒不是擔心良朋悠邈,而是著實體味到了,通往“2049年的魯迅研究”,這次第,怎一個“興”字了得?

選擇2049作為想象魯迅研究未來形態的特定時間節點,自然有呼應“新中國”自1949年伊始的考慮。老實說,我希冀中的“2049”,色彩上是偏平和的暖色調的,和“1789”(法國大革命),“1917”(十月革命)之類的不同,也和“1911”(辛亥革命)不同,當然最不愿意的是和奧威爾筆下的“1984”之類的有太多牽連。“2049”,在我的臆想里,是希望和魯迅《燈下漫筆》里提到的“第三樣時代”相勾連的,這自然反映了自己的膚淺和一廂情愿,然而這的確是我愿意的。

如果說在對“2049”的想象中暴露的是自己的幼稚——其底色或許是柔弱與善良,那么得承認,在閱讀乃至自詡研究魯迅的過程中,我則無可避免地走過了懵懂的單純,也習得了一些所謂研究的經驗。這里無意就魯迅研究的諸多細節做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工作,就把自己對“2049”的想象當作是多年閱讀魯迅過程中的“繪事后素”吧。事實上近來愈發覺察,關于魯迅,在常為人稱道的深刻之上,他提出的“第三樣時代”“理想的人性”之類的命題更具源發性的意義。

當然,魯迅與中國思想文化資源的糾纏還是學人更諳熟的。深具反省精神的魯迅,在《寫在〈墳〉后面》中曾說自己的寫作,因“看過許多舊書”,“苦于背了這些古老的魂魄,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我疑心這依然是當下中國知識分子內在的精神擺動圖形。在對現實權力世界剖析時,韓非的“法、術、勢”,在沉入精神世界徜徉時,莊周的“逍遙”“齊物”,依然是最重要乃至規定性的思想資源。以古繩今,魯迅以現代語匯所做的表述,諸如“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這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其真意恐怕依然是“這些古老的魂魄”導致的“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

要緊的是需要辨析魯迅的“峻急”和韓非的“峻急”有何異同,魯迅的“隨便”和莊周的“隨便”何以區分。吊詭的是,越想凸顯魯迅的現代,就越會看到他身上深重的古意;而相反,刻意去張揚他的古風遺韻,又不得不肅然于他對傳統的激烈抗拒和掙扎。他是一個旋渦,情思的內在振蕩使得進入他精神世界的人常不免迷茫。我對能坦承這種迷茫的研究者常心懷敬意。竹內好寫《魯迅》一書時說他難以理解《故事新編》,我直覺這真誠里蘊含著很多可思考的問題,現在仍未有穩妥的解決。這和并非鮮見的頌圣心態的研究自是不同,更遑論那些等而下之的政治、學術投機一路的貨色。不過,事實的真相倒是:即使到2049,魯迅研究的生態怕是未必會有根本的改變。這或許會令人沮喪,但其實也事出有因,思想文化世界里的博弈應得到尊重,當下圍繞著魯迅的義理、考據、辭章里,自有源流的各色文化傳統對魯迅精神的借徑、涂抹、改寫、質疑等,更宜以平常心待之,“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的心態并不可取。魯迅本身的生命體驗也提醒我們,峻急的過客勢必會迅速抵達至行走的邊界,若沒有堅韌、審慎的節制,以生命的“隨便”、縱意恐怕也只能抵擋一陣,虛無主義的吞食終究會逼近、籠罩,以生命哲學的決絕不顧一切,讓生與死在臨界狀態對撞、摩擦成別樣的大歡喜。這是藝術的狂歡,同樣何嘗不是精神的絕望。將魯迅籠而統之地打扮成“舊學邃密,新知深沉”之人加以膜拜固不可取,以藝術的名義沉浸、把玩其精神世界的臨界狀態,最好也能有些“察淵者不祥”的意識。

這其實涉及近來魯迅研究方法論上的一些動向。略而言之,以魯迅為問題(媒介)的研究正在暗暗積聚能量。所謂以魯迅為問題(媒介),是區別于以魯迅本身為目的的研究。它更強調魯迅之于中國的問題性,發掘他特有的情感、價值偏愛和思致折射的中國問題,而非將其定于一尊加以圣化,實則是把著眼點瞄準在“魯迅與中國”的“與”上。王富仁先生在一次會議上曾言及,魯迅研究無非兩個問題,“我們怎么看魯迅”和“魯迅怎么看我們”。我的理解,“我們怎么看魯迅”的“我們”畢竟各色人等,其眼光、思維、偏愛各有根由;“看魯迅”難免不走形,有人看到“硬骨頭”“刀筆吏”,也有人看到“慈悲”、犧牲。“我們怎么看魯迅”實則是以有一個統一甚至崇高的“魯迅”為預設的,所以對這一終極魯迅的爭奪就成為“我們怎樣看魯迅”的必然要求和結果,圍繞魯迅的風波,勢所必至。問題是,“我們”已經不僅僅有魯迅這一個精神資源,“我們怎么看魯迅”可以是更強調“我們”的主體性、多樣性,也可以是更強調“魯迅”的恒定性、內在規定性。可見,“我們怎么看魯迅”其實是存在著內在的矛盾性的。對這一內在矛盾,王先生的落腳點是“魯迅怎么看我們”,這其實是他前些年提出的“回到魯迅那里去”的變體。不難看出,他呵護的、愿意更多學人習得的是魯迅那樣的眼光。這恐怕也正是從事魯迅研究的一代代學人首先要繼承的,即魯迅式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很多時候我們的焦慮正來自于魯迅對我們巨大的壓力,或者說我們需主動接受它的塑造、浸潤。但“我們”畢竟不同于魯迅,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僅僅是思想,更內在的是隱秘的生命體驗。當“我們”不是從人生相似的情感體驗與魯迅相遇,而是僅僅從各類思想的命題、論斷中揣摩、汲取他的智慧,難免不走樣,難免失去了生命的體味甚至會現出做戲的虛偽。

加之,魯迅的文章、思致每每有著內在的反諷性,各種具體的“文化偏至論”在字句、文脈、語境構成的場域中有其特定的意蘊,細思則每每有自我反諷的濃重意味。所謂反諷性,其實根子在于生命本身的辯證法——“自否定”是它的運動軌跡,在更高的層次上回到自我是它的精義。以魯迅為問題(媒介)的研究就是正視魯迅的“反諷”性的結果。尼采曾以動物為喻說精神需要三變,先要成為承受重擔的駱駝,再變為有力量說不的獅子,最后才能成為自由創造的嬰孩。我們的魯迅研究,若以“駱駝”、“獅子”、“嬰孩”為分類的依據,恐怕還是貌似“駱駝”的居多吧。我說“貌似駱駝”,是因為魯迅在《狂人日記》里提醒我們還存在著另外三種精神的變形——“獅子的兇心,兔子的怯弱,狐貍的狡猾。”只要承認,即使到2049年乃至更長的時間,這三種精神的變形,在關于魯迅的各種言語中一定仍會所在多有。那么,在尋找魯迅研究的遷流時,就得思考:“駱駝”如何變成“獅子”乃至“嬰孩”?

柄谷行人在近著《世界史的構造》中提出了他的“跨越性批判”的方法,“從康德入手閱讀馬克思,或者從馬克思入手閱讀康德,毋寧說是透過一前一后的兩位思想家來閱讀中間的黑格爾。就是說,這將意味著對黑格爾予以重新的批判”。在我看來,這種“跨越性批判”也并不神秘,就是以思想家為問題(媒介)的研究方法,努力以不同思想家的眼光去審視另外一位思想家理解世界的方式,在思想的相互對比中互為映照、互相批判,尋找更高的綜合、創造,這不恰恰符合尼采所說的“精神的三變”嗎?

現在,走過百年的魯迅研究也亟需這種精神的三變。某種程度上,若不經過“精神的三變”,又如何能“回到魯迅那里去”呢?甚至,真的“回到魯迅那里去”,以魯迅理解世界的方式也并不能直接解決我們如何看世界的問題。相反,竹內好曾感慨過魯迅作為“中國文學的影子”,只有破除才能新生。我們刻意模仿起魯迅看待世界的方式,躲在魯迅的身后,難免不現出“獅子的兇心,兔子的怯弱,狐貍的狡猾”。我當然明白,魯迅的眼光對于理解中國社會的結構、本質依然具有極大的啟發性。但這對于認真的研究者而言,感慨之余,是否可繼續思考,魯迅的眼光,對權力世界的剖析,和中國的法家以權力的唯一視角峻急地分解世界的方式又有何異同?理解當今世界,民族、國家、資本可謂三個重要的維度,魯迅痛苦地思索改造“國民性”問題,概而言之思索的重點可以說偏重在“民族”一維,他對“國家”“資本”的思索就顯得不夠深透,雖然真摯的或熱愛或厭惡的情感自不待言。這不能不影響到,他對現代中國的看法在極具穿透力的同時又有其盲點,這一結論看似冒犯,實則應是打破某種禁忌之后的常識。

我理想中的2049年的魯迅研究,就是要努力走上“駱駝”“獅子”“嬰孩”這樣“精神的三變”,即在變動的中國當下,自我與魯迅不斷對話。這不是反身而誠即可“回到魯迅那里去”,這是以魯迅為問題(媒介),經由與魯迅的對話、論爭來思索中國的問題。《周易·系辭下》有言:“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這是中國的智慧和告誡,期待2049年的魯迅研究,認真繼承,更勉力超越、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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