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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與福爾摩斯》:理性和信仰的邊界

來源:澎湃新聞 | Dzolan  2019年10月10日09:21

1893年12月,柯南·道爾發表了福爾摩斯系列第四輯的終章《最后一案》,故事的結尾,誕生六年的福爾摩斯與死對頭莫里亞蒂在萊辛巴赫瀑布旁展開較量,雙雙墜落懸崖同歸于盡。寫完《最后一案》后,柯南·道爾在日記里寫道:“福爾摩斯已死。”

在自己的非虛構調查《神秘事件》中,戴維·格蘭向讀者講述了這則軼事。只是《神秘事件》的核心人物既不是福爾摩斯,也不是柯南·道爾,戴維·格蘭從一宗關于柯南·道爾的文件失蹤案入手,講述了福爾摩斯專家理查德·蘭斯林·格林為了完成柯南·道爾傳記,二十年來持續追蹤這批文件,卻在文件公布于世的時候神秘死亡。格林的死成為了另一個柯南·道爾式的謎題,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他似乎是為了嫁禍妨礙自己得到文件的美國人,自殺偽裝成他殺,但現實中并沒有一個福爾摩斯能站出來,解開這個謎題。“我覺得真相是永遠無法知道了。現實不是偵探小說,沒有答案也沒有辦法。”在寫了四十來頁后,戴維·格蘭引用死者妹妹的這句話為調查畫上句號。

作為這本非虛構合集《魔鬼與福爾摩斯》中首篇也是唯一一篇涉及福爾摩斯的,《神秘事件》為后續的十一篇題材不一的調查引入了某種共性:像格林一樣身懷執念、頭腦狂熱的角色們;無限接近卻始終觸及不到核心的真相;它們無疑都帶著都市傳說的色彩,同時又確鑿地發生在我們現實世界。既是參與者又是敘述者的戴維·格蘭仿佛福爾摩斯身旁的華生,試圖理清難解的人物和離奇的事件,而結局往往都像格林的死,留下來的只有無力和挫敗感。在多次感受這種持續以及遲鈍的挫敗感后,你會發覺,褪去光怪陸離的外表,戴維·格蘭的調查將我們引入了這本書的核心——一場漫長的、關于理性與道德信仰(意念)的糾葛。

戴維·格蘭的第二篇調查名為《火焰審判》。1991年12月23日,得克薩斯州的一座木制平房起火,戴維·格蘭在調查開頭描述的畫面是:一個只穿著牛仔褲、上身赤裸的男人站在房子外高聲呼喊,被大火吞噬的房子里困著他的三個孩子,其中年齡最大的只有兩歲。

兩名火災調查員很快介入,將這起事故定性為故意縱火案,最大的嫌疑人就是當時站在外面的男人威靈漢。在走訪目擊證人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目擊者也給出了負面證詞:他就跟演戲一樣、他似乎更關心他那輛車、他沒有表現出激動或擔憂,即便起初將威靈漢描述為“被火災擊垮的人”的證人,也在后面更改了證詞。

威靈漢,1968年出生,自幼被母親拋棄,十幾歲染上毒品,高中輟學后多次因酒駕、盜竊被捕,婚后多次對妻子動手。這份“劣跡斑斑”的檔案讓當局更加確信威靈漢的作案嫌疑,在經歷了初審、被捕后,1992年8月,威靈漢被判死刑。

戴維·格蘭在描述介入事故的火災調查員時,形容其中一位“身上籠罩著一層福爾摩斯式的光環,仿佛不可戰勝”。這句話里的諷刺意味要等到調查再往后才能凸顯出來。2004年,名為杰拉德·赫斯特的火災專家重新調查了威靈漢的案子,推翻了先前的調查結論,認定這不是一場縱火案。

當赫斯特的特赦報告上交后,它的結果和威靈漢之前的上訴一樣,都被當局拒絕了。“我是無辜的,我被判的罪是不存在的。”2014年2月17日,威靈漢說出遺言后接受了注射死刑。2009年,另一名火災專家評價那名有“福爾摩斯式光環”的調查員:方法近乎神秘學或玄學。

在科馬克·麥卡錫的末世小說《長路》里,人類互相蠶食,文明與理性危在旦夕,一對父子懷著對過往世界的意念,手持化為火炬的道德信仰,抵達南方海岸。在威靈漢案里,火災知識的匱乏、現代司法制度的過度自信,當以科學和制度為代表的理性失策時,那些本來也許能為威靈漢挽回希望的案件參與者、目擊者們,任由自己的意念和道德走向偏執,他們寧愿相信一個劣跡斑斑的人只會更壞,也不愿相信他會變好,又或者說他們從內心就已經抹殺了一個壞人變好的可能。在法庭上,檢方甚至引用威靈漢身上的紋身來說明他符合反社會人格的要求。

濫用的、失序的道德信仰成為謀殺的工具,成為將無罪之人送上刑場的砝碼,現實中的威靈漢未能像小說里那樣,得到麥卡錫賜予角色不滅的火炬,而是死在了理性和道德的合謀下。

戴維·格蘭的調查《真實犯罪》講述了另外一起案件。

2000年,波蘭西南角的一條河里發現一具男尸,警探弗羅布萊斯基查到死者的手機曾被放在網上拍賣,拍賣者名叫克里斯蒂安·巴拉——出身哲學系的波蘭知識分子,視維特根斯坦為導師;閱讀色情與暴力讀物,喬治·巴塔耶、威廉·巴勒斯和薩德侯爵;他還著迷于尼采的兩個論斷:“世上沒有事實,只有詮釋。”和“真理是讓人們忘記它們是虛幻的虛幻。”

在調查巴拉的過程中,弗羅布萊斯基發現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名為《殺人狂》的小說,主角克里斯同樣是一名波蘭知識分子,他迷戀哲學、酒精和女人,褻瀆傳統和教會,最后毫無緣由地殺害了自己的情人。

自然,弗羅布萊斯基把這本小說當作是自己破案的“圣經”,尋找其中的線索,在現實中謀求印證,即便缺少決定性的證據,他還是成功把巴拉送上了法庭。檢方給出的判斷是:巴拉和他的另一個自我克里斯一樣,都是墮落的享樂主義者,不受任何道德戒條的約束,并在嫉妒的怒火中將人殺害。

巴拉被判有罪,刑期二十五年。

巴拉的許多朋友認為,巴拉想要在虛構里完成自己在現實中沒做過的事:打破一切禁忌。他確實做到了。在《殺人狂》里,巴拉把帶有哲學意喻的種種駭人行為全部施加在克里斯身上,用戴維·格蘭的話形容:克里斯不受任何意義上的真理約束——道德、科學、歷史、傳記、法律——走上了恐怖的狂歡之路。

但如果巴拉殺了人,該如何理解他將其寫成小說的行為?在現實中打破禁忌的一次嘗試嗎?還是僅僅為了積累寫作素材?戴維·格蘭給出的看法是,如果巴拉是兇手,起因就不是意志和理性的失敗,而是意志和理性的過剩,可格蘭沒有提到,巴拉的殺人時持有的理性恰好是建立在他狂熱的哲學信仰之上。就像《最后一案》發表后,柯南·道爾迫于讀者壓力復活了福爾摩斯,重生的福爾摩斯依舊可以憑借他齒輪般精準的科學和邏輯破案,但塑造他的已經不是柯南·道爾,而是現實中追隨者們對這一虛擬形象狂熱、沒有節制的信仰。在殺了人的巴拉和重生后的福爾摩斯身上,理性與信仰的糾葛已經延伸到了另一個層面:建立在信仰上的理性是否可以當作理性?

在重生的福爾摩斯身上,我們同樣看到了人們對現實理性的不滿,才催生出一個需要持續相信和依靠的19世紀偵探。如果巴拉沒有殺人,這種狀況是否也發生在弗羅布萊斯基身上?作為職責是“揭示不容辯駁的真相”的警探,他舍棄了證據和科學,選擇相信一本虛構的小說,在推理巴拉殺人的過程中,他是否也像小說一樣虛構了整個案情?比起案件撲朔迷離的真相,它所隱含的關于真實與虛構、理性與信仰間的反復碰撞更讓人困惑。

回到《神秘事件》中,戴維·格蘭顯然想要把福爾摩斯當作一種時代符號。他寫福爾摩斯如何證明了理性必將戰勝狂熱,在時代向前的過程中,科學崇拜如何讓位給納粹主義為代表的信仰。就連柯南·道爾本人在一戰后,似乎也放棄了理性,成為了超自然研究的圣徒。

戴維·格蘭自然也明白,重生后的福爾摩斯不能為現實世界填補它缺失的理性,至少在他的這些調查中,我們看到了理性過渡為信仰后,世界由此變得狂熱、失序和錯亂。戴維·格蘭在書名里將“魔鬼”放在“福爾摩斯”之前,這其中不僅有一個作者在努力理解世界時遭受的挫敗,還多少有一些沮喪和恐懼。我們和戴維·格蘭一樣,在看到的同時也迷失在這場過渡中,不再能識別出理性和信仰的邊界,也就無法觀看到魔鬼的真正面貌。又或者就像巴拉所信奉的尼采:事實是詮釋,真理是虛幻。到頭來,理性和信仰也只是充當了彼此的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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