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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帝師莊士敦的教授生涯

來源:文匯筆會(微信公眾號) | 顧鈞  2019年11月21日08:07

在近代來華的英國人當中,莊士敦(Reginald Johnston)無疑置身于知名度最高的第一方陣。他是宣統皇帝溥儀的師傅——盡管溥儀跟他學英文的時候(1919—1925年)遜位已久,但他的確是末代皇帝。洋人而為“帝師”,上下五千年,史無前例。

二十年代中葉,溥儀和他的一套皇家班子被趕出了皇宮,“帝師”莊士敦也只好就此下課。五年后他結束在中國的工作返回英國,重拾教鞭,當上了一名漢學教授。此后,莊士敦老師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但他后來的經歷其實還是比較好玩可以一談的。

1931年3月底,莊士敦被正式任命為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漢學教授,這個位置可以說來得比較輕松。雖然招聘消息一經公布,先后有九人提交申請,但進入3月初最后面試的只有莊士敦和葉女士(Evangeline Edwards)兩人。面試重點考察口語水平,莊優勢明顯。當初請他當帝師,正是看中這一點。溥儀的評價應該可以一錘定音:“他的中國話非常流利,比陳(寶琛)師傅的福建話朱(益藩)師傅的江西話還好懂。”(《我的前半生》)莊士敦1898年就來到中國,曾長期在英國租借地威海衛任職,直到1930年租借期滿。前后三十多年的摸爬滾打,他早已是不折不扣的中國通。葉女士雖然也在中國當過傳教士(1913-1919年),和莊比起來,畢竟資歷尚淺。再說教授遴選委員會中還有莊的熟人,其中駱克哈特(James S. Lockhart)一言九鼎,乃是莊在威海衛的老上級,也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

當上教授后,莊士敦發現情況遠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妙,甚至可以說相當糟——每周上課14小時,大部分都是基礎的漢語訓練。這當然是東方學院的性質決定的,自1917年建院以來,它的培養對象一直就是那些準備去英國殖民地的官員和商人。語言訓練離不開重復,一段時間還可以,天天如此、年年如此,確實讓人難免厭煩。課程乏味,人際關系也不佳。中文系是小系,莊士敦是教授兼系主任,手下兩員大將。一位就是葉女士,她從中國回來后于1921年開始在東方學院任教,工作十年想競聘本系教授職位,結果被莊士敦這個外來戶搶走了,她的心情可想而知。另外一位是卜道成(Joseph Bruce),也曾在中國傳過教,是原先的教授,莊士敦就是接了他的位置。卜不當教授,但繼續留在系里上課,按小時付費,待遇類似外聘教師。前后這樣的落差,估計換了別人也很難愉快地接受。面對這兩個心懷不滿的下屬,莊士敦的策略是躲,上完課立刻回家,但躲得過初一、躲得過十五嗎?1934年卜道成去世后,莊士敦要求招聘新老師,但校方以經費緊張為由拒絕,讓莊士敦和葉女士分攤卜留下的工作。有一次上課實在厭煩了,莊士敦就自作主張地縮短了時間,被學生告狀后他辯白說“已經把這門課講爛了,再重復下去,自己也會爛掉”(more than exhausted the subject, besides exhausting myself in trying to avoid repetition)。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莊士敦最終拿出自己的工資雇人上課,避免了“爛掉”的危險。

1930年10月威海衛歸還中國后,莊士敦決定返回英國,畢竟年過半百,也該落葉歸根了。他的目標是找一份輕松而體面的工作,考慮過牛津大學的漢學教席,但每年80英鎊的收入實在毫無吸引力,東方學院開出的價碼可是1000英鎊!但光拿錢,不干事,天下哪有這樣的便宜?其實莊士敦不是沒有講課能力,他回英國后不斷有人請他演講,不管是關于中國的哪個方面,他都講得頭頭是道、引人入勝。1933年他在布里斯托爾大學的系列講座也很精彩,第二年結集為《儒學與現代中國》(Confucianism and Modern China)出版。就一個題目講一次,莊士敦是勝任的也是愉快的,他難以承受的是一門課重復若干次,而且一周十幾個小時,也讓他幾乎無暇顧及自己的事情。他最想做的當然是把紫禁城的那段輝煌經歷寫出來,1925年就定下計劃,但威海衛事務繁忙,沒有時間,本以為在東方學院能空閑一點,事實并非如此。無奈之下,他只好放棄休息和假期,緊趕慢趕,直到1934年初才呈現給讀者。《紫禁城的黃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一經問世就廣受歡迎,幾個月內連續印刷四次,不僅暢銷英國和歐洲大陸,在美國也熱賣,并且很快被翻譯成了日文。拿到豐厚的版稅,莊士敦立刻在自己的老家蘇格蘭買下了一座小海島,在那里他可以遠離塵囂,暫時把倫敦和東方學院放在腦后。

東方學院本來對莊士敦抱有很高的期望,他在中國政界、商界、學界人脈那么廣,怎么著也能給學院帶來點資源。但莊士敦完全不領會這一意圖,后來甚至連系主任會議也經常無故缺席。至于教學態度和同事關系,更是乏善可陳。1934年,就在他為《紫禁城》一書春風得意的時候,學院開始醞釀請他退休走人(當年10月莊士敦60歲)的計劃,但最終經過斗爭還是將時間延長到1937年9月底。學院做出讓步主要考慮到莊士敦的國際影響,他當過帝師,這事原先知道的人當然不少,但基本局限在和中國人打交道的圈子里。現在隨著《紫禁城》的熱銷,莊已經算得上一個文化名人,學院對他必須謹慎。好在莊士敦自己也不太想干了,唯一不舍的是那1000英鎊。用版稅買下海島沒有經濟壓力,但維持也需要一大筆錢啊。

莊士敦在教書厭煩透頂的時候,多次萌發過辭職的念頭。但自己辭職是一回事,被別人趕走是另一回事。為了報復院方對自己的算計,在延長聘用協議達成后不久,莊士敦就提出請假去中國看望溥儀,聲稱自從回英國后他就一直非常想念這個以前的學生。1935年8月莊士敦經過日本到達長春,受到了最高規格的接待。盤桓四個月后,他婉言謝絕了留下來擔任溥儀顧問的邀請。這絕不是因為他心里放不下東方學院的那幫學生——溥儀重新坐上龍椅他當然高興,但同時他很明白,紫禁城如果還是黃昏,“滿洲國”只會是黑夜。

從長春回來之后,莊士敦的教學工作每況愈下,更加心不在焉。作為教授,他是徹底失敗了,這讓我們更加欣賞他作為帝師的成功:“在我眼里,莊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連他衣服上的樟腦味也是香的。莊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聰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里最有學問的人。”溥儀在他的影響下,毫不猶豫地剪掉了自己的辮子,“和誰也沒有商量”(《我的前半生》),甚至動了去英國留學的念頭。如果這個念想成真,他的后半生將會被大大改寫。

當初東方學院選人,太看重口語而忽視學術。其實就學術而言,葉女士是更合適的教授人選。她在去中國前的學歷是本科,回國執教東方學院后不斷提升自己,1925年獲碩士學位,就在申請教授的1931年,她又憑借研究唐代小說的論文取得了博士學位,完成了從中國通(傳教士、外交官)向專業漢學家的過渡。就西方漢學的發展來說,專業化、學術化是大勢所趨,葉女士代表了這個方向。1937年莊士敦退休后,她接替了系主任的位置,并于1939年成為教授,從此東方學院中文系走上了科研和教學并重的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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