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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梁老師的笑

來源:文匯報 | 陸建德  2019年12月11日08:10

1968年7月一個周末,剛從杭州大學外文系畢業的哥哥臨安回家,我看他兩條臂膀上布滿烏青,就問怎么回事。他倒若無其事:“梁胖捏出來的。”原來,一批同學想看熱鬧,攛掇臨安和來自上海的年輕教師“梁胖”摔跤,兩人只好硬充梁山好漢,在校園里揀了塊平地比試起來。臨安上大學前在杭州少體校練中長跑,得過一些省級比賽的優勝獎,力量訓練也是他必做的功課之一。在他粗壯的胳膊上留下這些印記,得有多大的力氣多大的手?我急著問輸贏,記得臨安說,“梁胖”體重不低于一百八,實在“搬不動”,相持了總有十分鐘以上,“梁胖”突然咯咯笑出聲來,交戰雙方頓時泄了氣,算是打了個平手。摔跤因一方的笑聲而收場,我還是第一次聽說,也許笑者意識到自己已占上風了。從此我就特別想見見這位“梁胖”。

1970年春節前后,臨安在崇明農場鍛煉完畢,分配到杭州教中學英語。過了兩年,“梁胖”常來我家。就像所有在杭州生活、工作的上海人一樣,他不會說杭州話,也不可能想到去學幾句杭州話。方言有等級,一直如此。他來作客,我們一家人都改說上海話。

我當面恭恭敬敬叫他梁老師,背后卻跟著臨安和他一幫同學稱他“梁胖”。梁老師名正華,粵籍,父親是上海某著名公司的大股東。他南洋模范中學畢業后考入華東師范大學英語專業,1965年分配到杭州大學。近日從華師大外文系的老師處了解到,該系1959年到1965年之間入學的英文、俄文兩個專業的學生,學制五年。推算起來,梁老師應該是1960年入學的。

七十年代初期的梁老師三十剛出頭,已經謝頂了,而且謝得干凈。他膚色微黑,常戴一頂格子呢鴨舌帽,身穿夾克衫,皮鞋頭尖尖的,現在回想起來,應該都是上海的好牌子。梁老師的頭和臉,從各個角度看,都是球形,下頜也是圓的。也許可以說,他像是狄更斯小說里跑出來的一個人物,比如善良與腰圍成正比的匹克威克先生。梁老師騎一輛蘭林牌自行車,墨綠色全包鏈,鍍鉻(“克羅米”)斜擱腳。那輛蘭林停在我家門口,居然還會煽起我的虛榮心。鄰居陳有根叔叔是自行車維護專家,樂于助人,他會把各個部件拆卸開來清洗、上油,如果發現輪子變形,還會調整輻條。梁老師進了我家,陳叔叔偶爾忍不住走過來,在蘭林車實實在在的牛皮坐墊上拍幾下,還自言自語說上兩句話,以示欣賞。梁老師就在屋內微微笑著,點一點頭,仿佛和陳叔叔打招呼。那時的杭州,無非是個普通中等城市,大家日子過得緊巴巴,卻還是識貨的,偶見蘭林牌自行車,會對車主投以羨慕的目光。

梁老師氣色極好,煙癮重,幾乎煙不離手,抽的都是好牌子。他坐下來第一件事,就是從夾克衫袋子里掏出煙盒和火柴盒放到方桌上。他大概在逍遙的日子里愛上了橋牌,寒暄幾句,就笑著說:“打牌!”梁老師來打橋牌的時候,一般會留在我家吃飯,他最喜歡的菜是母親做的煎帶魚。

臨安是喜樂的人,對生活有無窮無盡的熱情,棋牌之類的游戲卻不能引起他的興趣,我是勉為其難地充作梁老師的搭檔。建德村里的小伙伴中,鄭清一(“阿清”)和劉健(“毛大”)會打橋牌,梁老師來了,我就把他們叫到家里湊成一桌。梁老師那雙很有福態的大手拿到牌,幾秒鐘工夫就把它們整理停當,然后就把牌放在一邊,等我慢慢分門別類。梁老師是我的橋牌老師之一,打牌的時候,他經常說英文,一些橋牌英語術語,我是從他那里學來的。比如洗牌后發牌,要請對方簽一簽牌,英文叫“cut”;某花色的單張稱“singleton”(根據該詞引申義,臨安當時也是“singleton”)。制訂橋牌規則的人真是了不起,比如獎懲制度因“有局”“無局”而異,給牌局增添了興奮點。“有局”的英文是“vulnerable”,中文里缺少對應的概念。我初學時出牌猶豫,生怕梁老師臉上的笑容突然消失。如何飛牌(finesse),如何緊逼(squease),背后有很多講究。如果我們定約,我寧可做“Dummy”,即亮出一手牌的“明手”,由梁老師即莊家主打,“明手”不必多動腦筋,靜觀莊家如何出牌,細細體會,牌藝就一點點提高了。我起初一局打完,記不住自己拿過的牌,梁老師說我出牌次序錯了,應該如何如何,我腦子里一片空白,非常恐慌。我當時對梁老師的記性極其佩服,后來牌打得多了,就知道記牌并不難,就像下完圍棋會復盤一樣。

那時橋牌輸贏的計分比較簡單,不貼點,牌好贏面就大。梁老師拿到一手好牌,眼里就放射出光芒,笑瞇瞇地望著我,暗示必須打成局。他身體前傾,把我家不甚堅固的腰圓形凳子支起來。凳子兩條腿凌空,兩條腿承載著他,吱吱嘎嘎地響起來抗議。老實說,我一看到梁老師臉上充滿喜悅期待的微笑,心里就緊張異常。嚴格地說,梁老師喜形于色,有犯規之嫌,不過我們當時打牌,都有點關注搭檔的面部表情。難怪現在正式的橋牌比賽上,選手們是看不到對方的。輪到我做莊家的時候,梁老師就會站起來走到我身后指揮出牌。有一次我們打成大滿貫,梁老師笑得像靈隱飛來峰上的石雕彌勒佛。面對棋牌,成人都會變成孩子。

七十年代中期,我有時騎車去杭州大學看梁老師。他住的那棟樓在天目山路老杭大的東南角,樓外就是杭大圍墻。在圍墻與天目山路之間大概還有十幾米的距離,附近的農民見縫插針,種一些菜。梁老師住一樓,他的蘭林車就停放在走道上。房間朝南,不小,靠南窗的單人床木質床架子上擱著一張尺寸偏大的灰條子席夢思,外面套著散漫的被單。那張席夢思大概用了很久,過于松軟了,梁老師的身軀陷在里面,笑呵呵的,無比舒服的樣子。他有幸做個“逍遙派”,經常從圖書館借英文小說來讀。有一次他告訴我,他手里拿著的是“Westward Ho”,講的是幾百年前英國人的海外冒險,非常好看。這本書的作者金斯利,我以前從未聽說過。我從他那里借過一本美國四十年代出版的英國詩選,深灰色精裝,編者是路易斯·恩特梅爾(1885-1977)。那本詩選有一篇較長的前言,我還試著翻譯,沒有翻完。我那時粗識英文,還抄錄了一些詩篇。詩選里有一些詩作,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讀到約翰·梅斯菲爾德(1878-1967)的“Sea Fever”(有人譯為《海之戀》),對一個讀過一點舊詩詞的少年讀者來說,那是一種完全新奇的感受。詩中的“我”才十幾歲,就像《魯濱遜漂流記》的敘述者那樣,家里呆不住,只想著遨游四海,與浪花和白帆為伴。一位海邊少年純粹的航海渴望,與“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之類偽飾的做官“抱負”形成對比。

梁老師還給我看過他在華師大校園里拍的照片。我心里奇怪,他怎么讀本科的時候頭頂就有點謝了。他說到華師大是很自豪的:“華師大的校園,沒有一家上海的大學比得上。”我在復旦就讀時曾因參加上海高校外文系戲劇會演去過華師大,麗娃河確實遠勝復旦老校區外文系和國政系兩棟小樓后面的“小橋流水”,而且,華師大英語專業師生的水平讓我羨慕。

1978年夏,梁老師得知我考取復旦,非常高興。大概就在那個暑假他調回上海,還繼續做英語老師,學校不大有名。復旦開學不久,我就去梁老師家拜訪。此前他給了我兩個地址,一個在富民路,另一個在愚園路。某個周末我去他家富民路的住處,想必是穿了藍卡其中山裝,還不會忘記佩戴上復旦的校徽。印象中那棟樓房外墻是奶黃色的。梁老師帶我走到樓上見他父親,他們之間的對話,我徹底聽不懂,那是我第一次聽人說粵語。他家的家具少得出奇,也許那時“落實政策”不久,能回到像樣的地方住住就心滿意足了。至于抄家時“充公”的紅木家具究竟去了何處,不大問得出口。當時梁老師正在辦出國,此前他與杭大外文系另一位上海教師姚中合作,翻譯出版了英國人奧鄧肯編的《情景對話:英語日常口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改革開放初期,這一類書籍非常熱銷。

此后就和梁老師失去了聯系。七十年代后期不少上海人出國,準備一去不返,對自己家的住房,往往抱著無所謂的態度,后來懊悔,已經來不及了。梁老師的兩處寓所,但愿沒有輕易放棄。

近日才發現,我七八年前在北京買的一輛便宜舊車,龍頭下的商標居然赫然寫著“三槍”,沒有圖案,車身上還印有這兩個字的漢語拼音。印象中三槍牌與蘭林牌齊名,商標是三桿來福槍。此三槍非彼三槍?下次去上海,應該尋訪梁老師的滬上舊址,也許他又回國重做上海人了。我先要告訴他,橋牌早已不打,不過騎的自行車名稱響亮,也許是中英合資的,牌子Sanqiang,可與他正宗的蘭林一比呢。

梁老師大笑:“哈哈哈!Sanqiang!噯有格樣子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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